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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页

  1926年,蔡和森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驻苏联莫斯科期间,应邀向在莫同志做党史报告,对于中共四大即有“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的评价。[1]参加了中共四大的彭述之,认为经过这次大会,“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见证四大召开并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张伯简,当时也认为这两个大会表明了“是正在向着布尔什维克化的方向前进”。[2]关于中共早期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近年来已陆续得到研究者的关注,[3]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再做探讨和论述。

  一、共产国际的顶层设计

  中共四大实现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起步,是遵循共产国际顶层设计的结果。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命题和任务,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总结这次大会的成就时指出:现在,共产国际已为资本主义达到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阶段拟定了自己的方针,并以“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到群众中去”这两个口号作为工作指南。[4]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国际出台了有关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文件。

  在关于策略的提纲中,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进而规定了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基本条件,并以“使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并建立统一的世界共产党”为当前任务。[5]

  为什么要把建设群众党作为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呢?这是因为当时条件下,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革命浪潮已经退去,资本主义获得喘息之机,进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共产国际认为,世界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帝国主义大战结束时未被推翻,主要是因为一些关键性的国家没有群众性的共产党来组织革命,并把自动起来反对战犯的群众导入革命斗争。现在,累积革命的主观因素,亦即提高无产阶级大众及其先锋队的组织程度,为下一次大规模革命做准备,就成为首要的问题。[6]所以,要坚持“到群众中去”的口号,争取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多数。

  所谓群众党建设,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共产党到群众中去活动,二是吸收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在前者,群众是共产党工作的对象,是党群关系的正确处理;在后者,群众性是党在组织形态上的表现,表明党不是一个小团体。“到群众中去”,是列宁很早就有的建党思想。共产国际也早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就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

  怎样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呢?共产国际主要是根据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做出相应规定:一是以工厂党小组为党的基础,进而把每个大工厂建成共产党的堡垒;二是加强工会工作,建立工会党团网,同社会民主党争夺工会领导权;三是发起工厂委员会运动,在运动中产生真正的革命新工会,并以此作为检验是否真正群众性共产党的尺度;四是正确对待农民,争取农民投身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五是在民族问题上实行正确的政策。[7]

  如果说,上述群众性政党的设计主要是组织层面的,那么,布尔什维克化则主要从政治层面提出。关于策略的提纲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必须是一个真正群众性政党;必须在策略上不能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必须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奔向目标的;必须是集中领导的,不容许派系、集团的存在;必须在资产阶级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经常不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8]至于为什么要实行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怎样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关于宣传活动的提纲作了说明。

  共产国际五大认为,在其内部一直存在着的“左”的和右的倾向性错误,必须加以克服。“克服这种思想的办法,就是使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后战胜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工团主义思想的残余”。这就是说,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其目的乃在于达成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并与第二国际划清界线。共产国际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义,指出它是帝国主义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并不意味着把俄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措施机械化地搬过来,而是将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具体地应用到一定历史时期的每一个国家的具体环境中。共产国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以区别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推广列宁主义。他们强调:“列宁主义即列宁和他的战友老布尔什维克卫士所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列宁主义不仅意味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且意味着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充实与发展。”[9]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这个文件引用了日后中共至为熟悉的列宁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共产国际强调开展理论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正确道路,并明确规定以党校为理论训练和传播的重要阵地。

  显然,共产国际关于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命题和相关规定,问题导向主要源自欧洲国家,虽然具有引导和规范各国共产党建设的普遍意图和意义,基本原则是正确的、必须的,但其在中国实现的道路与进程必然要有不同的内容并形成特色。

  应当指出,共产国际五大提出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命题和任务,是对共产国际三大决定的延续和发展。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针对战后资本主义趋于稳定的现实,第一次提出“到群众中去”,号召建立群众性共产党。他们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实现体现为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大多数的强大压力,而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又成为将战斗的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铁箍时,才有可能推翻资本的政权。”[10]

  根据共产国际资料,中国共产党有五人参加了共产国际五大,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是陈独秀、罗文虎(罗章龙)、琴华(李大钊),有发言权的代表是刘齐佳(音,女)、彭述之。[11]李大钊在第22次会议上作了发言。经查唐宝林、林茂生所编《陈独秀年谱》,未见陈独秀出席这次大会的记载。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东方大学学生彭述之会后回国,参加中共四大的筹备并出席了四大。因此,中共四大关于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部署,其理论和制度的来源,实主要出自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二、中共三大前后的分歧

  对于共产国际三大提出的“到群众中去”,中共二大即刻在其决议中予以积极回应,“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2]

  既然打算早就定夺,为什么说到中共四大才迈开步伐呢?我们知道,党的自身建设总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为实现党的目标任务提供组织保障。共产国际二大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要求中国这样落后国家的共产党,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在建立统一战线中建设群众党,这是中共面临的新课题,要找到统一战线的合适模式,有效地把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联合起来推进革命的发展;也要找到群众党建设与统一战线相结合的正确途径,担负起完成民主革命和发展工人阶级利益的双重任务。在这个必经的探索过程中,在现时中国有没有条件建设群众党、怎样建设群众党的问题上,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分歧。

  先看共产国际。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在制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作出普遍性规定以后,又专门规定中共的任务,“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13]这在共产国际自身,当然是对上届大会决定的自然延续,也基于香港海员大罢工以来中国工人运动形成第一个高潮的事实。然而,在亲历中共建党、会晤孙中山和考察中国南方形势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看来,中共首要的任务应当是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建立同国民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当下依据共产国际模式实现中共群众党建设,不过是东方部那部分人的幻想,条件极不成熟。因此,他力排众议,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强调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合适的”,同时要求中共把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作为“重要而特殊的任务”,“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14]这个指示的看点是提出了协调两个方面工作的要求,确认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没有忽视党的建设和工会工作,但重心落在实现国共合作方面。

  就群众党建设而言,前后两个决议有不同的表述和要求,这在共产国际本身就是分歧。马林是这一分歧推动者。他带着共产国际指示第三次到中国,指导召开中共三大。从有关文件和道路传闻中,他继续感到共产国际内部特别是东方部政策取向的变化。在给拉夫斯坦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坚决反对改变政策。如果要在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15]在给布哈林的信中,更直接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的态度,“仍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仍然是不明确的”。在中国建立群众性政党,是个“美梦”,完全脱离实际,因为“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16]

  中共内部的意见相应地同样不一致。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争论的要点集中在:是直接行动建设群众性的共产党,还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群众党建设准备基础;是发展独立的工人运动,还是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马林发挥了引导和催化的作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遵循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17]显然,这项决议贯彻了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协调安排了实行国共合作与发展工人组织、增强党的力量两个方面的重要工作,是很有价值的政治设计和比较全面的工作部署。

  不过,无论共产国际四大关于中共任务的规定,还是马林关于群众党的议论、中共三大的不同意见,都说明关于群众党建设存在误区,似乎只有独立工人运动这一条路好走。当然,这在其时既是基本理论也是现实路径。马林所谓目前不能发生强大共产党的说法,反映了中共受困于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低落的现实,也说明他同样是按照西方国家发展共产党的路径思考问题。事实上,只要是有利于党“到群众中去”,实现了党在群众中,就是建设群众党。能不能发生强大的共产党,关键在于能不能有效地走进各革命阶级的广大群众之中。

  共产国际东方部坚持党应以工人运动为工作重点,1923年5月,由拉狄克、维经斯基起草,经布哈林修改的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仍然着重于强调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以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18]这个指示在三大结束后才传到中国,对于中共并未真正实现统一的思想再次投石激浪。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申述在国共合作和群众党建设问题上与马林的分歧,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由于“同志中对于决议案有多少疑虑”等因素,[19]中共三大做出的国共合作的决议,未能充分执行。至于党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也因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自然难以取得明显进展。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领导核心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出于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的考量,采纳了特命全权代表越飞提出的“面向孙中山”的政策建议,经斯大林提议,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提出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原则意见,并表示相信国民党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全力支持工会和共产党,而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也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20]

  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克服阻力,完成了改组。共产党有力地推动了这个重大的政治变革,并保持了独立性。1922年8月西湖会议以后,陈独秀率先加入国民党,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改进委员。国民党一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决定不提名陈独秀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人选,指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本党同志同选谭平山。这是中共保持独立性的标识之一。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作出决议,重申实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鉴于国民党内存在各种反对合作的意见,要求本党同志采取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态度驱左为右”;应努力于国民党的各种工作,并规定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工作”,“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在党员发展方面,决定取“十分慎重选择”的态度。[21]

  中共三大前后所发生的基于共产国际原本意义的群众党建设的分歧,并不表明中共的群众党建设全然停滞。落后国家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壮大党的队伍,应向投身民族民主革命的广大积极分子开门,而非局限于工人群众。共产党通过合作模式的选择,建立了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开辟了通向各革命阶级的新渠道,有利于党走进群众中,这就意味着为群众党建设创造了条件。中共最初的党员基本出自知识分子,宣传既是工作需要也是他们的擅长。拉狄克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统一战线能沟通党群联系途径,就有利于党由宣传的党变成行动的党。所有这些,都是朝着群众党建设前进的步骤,我们不能以题外之物等闲视之。

  三、中共四大的全面布局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贯彻了共产国际五大精神,对党的中心工作和自身建设作出全面布局,掀开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新的一页。

  中共四大的成功,是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前述建设群众党的分歧,共产国际方面持续关注。1924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根据国共合作已经实现的新形势,建议中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讨论国共合作、工会工作、发动农民、扩大宣传以及组织发展的问题,并作出相应决定。[22]

  同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对当前工作做了理论分析和具体部署。关于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会上发生非常激烈的争论,“许多工人对共产党实际上被溶化在国民党中表示反对,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有一些人持相反意见,要求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23]会议基于国民党阶级利益的复杂性和在反帝问题上的妥协倾向,决定“赞助国民党办好组织机关,引进思想上接近国民党的分子,然而这不能作为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唯一主要工作”,[24]对国民党的左右派之争不能取调和态度,要加强正面宣传。这是对国共合作以来,“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实践取向的纠正和调整,同时,也克服了退出国民党的“左”的冲动。

  关于工会运动,强调在产业工人中工作是“我们党的事业”,决定“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要求“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25]这个决定体现了共产国际中“左”的一派的立场。关于青年团工作与党的关系,指出了青年团“党化”和脱离青年的缺点,决定实行党团分化,加强各界青年工作,接受党的领导。

  关于党的组织与宣传教育问题,基于党的历史责任,认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过去在党员发展上“过分严守,闭关主义”,决定修订党员候补制度,调整地方委员会结构,设工农部以专人管理,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要急于设立党校”,并在党中央设立编辑委员会,指导并训练党的政治与策略思想。[26]扩大会议还做了关于农民和兵士工作问题的决议。显然,此次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上述决议的做出,乃是中共四大的响亮前奏和必要铺垫。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五月扩大会议就是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大召开之前,维经斯基再次专程来华指导,落实共产国际五大精神。他参加了各种文件的起草,在准备会议上设定了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即“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主张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维经斯基注意到国共关系的不尽如人意,认为“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主张在彻底打败直系军阀以后,再“改变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27]维氏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中共四大决议均有所体现。

  经过国共合作的历练,共产党人的认识水平有所提高,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观条件。共产党人决定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完成改组,克服了党内外重重阻力。国共合作以来,真心帮助国民党,以国民革命为主要工作,甚至一度出现将党的工作混同于国民党工作的倾向。即使如此,国民党中反对容共的声浪仍然并未消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联名提出弹劾案,且必欲彻底分裂而后快。1924年8月15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分共”的企图暂时得到制止。一方面,国民党的分化在加速;另方面,大江南北革命形势在高涨。面对这种复杂形势,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认识逐步加深,为中共四大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中共四大对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部署是全面的。首先,增强了对加强组织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党在目前最重要的责任,是“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智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为达到党的目的,就要“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建设,为此,同时要加强中央组织部和全党组织系统的建设。[28]这表明大会对组织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其次,进一步从党章上做出规范。《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做出加强组织建设的多项新规定。关于党员发展,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的条款,修改为“经支部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批准”;关于基层组织,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条款,修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讯员,属于附近地方或直接属于中央,支部人数过多时,酌情分设若干小组。一个地方有三个支部以上,得依规定成立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增加规定支部干事或书记的任期,区及以下干部辞职须得上级机关许可的条款,删除从中央执行委员到组长均得连选连任的规定。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关于党的会议,增加规定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分成小组的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支部全体会议亦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各区须每三月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的条款,修改为“每半年”并删去每五人有一票表决权的规定。增补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召集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的代表人数及其分配办法,规定中央及区、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关于党的纪律,增写了党员离开其所在地,须经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须向该党部报到的条款。党员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应开除其党籍的规定,修改为“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关于经费,修改了有关缴纳党费的具体规定。[29]新党章突出了支部建设,不以工厂小组而以产业和机关支部为党的组织单元,是从四大开始的,并延续下来。

  再次,全面规划和加强了党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领导,力图实现党的力量向群众运动的有效渗透,实质性地向着群众党的方向迈进。《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落后国家的共产党担负双重任务的观点,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运动中须取得领导地位”。为此,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党应对工人运动特别注意,使各种产业工人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对于中共三大以来关于产业工人应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决议案的理论认识是:“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危险,还不在于工人加入国民党,却在于共产党在真正工人群众中没有势力及没有独立的工人运动。”实际策略是:在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领导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特别的革命化”,当国民党组织尚未达到的工人区域内,非必要时,“不必急急为国民党组织党部”;对于已在国民党名义下的工人组织,应尽力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应加强工人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该决议确立了发展工会的策略和工运的计划。[30]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阐述了农民运动在民族革命时代的特别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中共四大形成了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同盟者的认识,虽然提出国共合作环境中,共产党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团结农民,要替国民党的农民政策负责,同时,也有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的布置,提出要在各地地委指导下,以农会支部为中心开展工作,“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31]

  中共四大强调青年运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指出共产党是青年运动的指导者,青年团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工作范围有自由活动空间,在政治上要坚持党指导的原则。《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提出了正确处理党与团关系的原则,要求完成党与团在组织上的分化,并确定了青年工作的主要任务。大会第一次就妇女运动做出决议,规定了发展妇女运动的原则,分析了各阶级、各阶层妇女的现状,提出了当前发展妇女运动的任务和办法。

  中共四大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化更值得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强调共产国际五大关于宣传工作的议决案有尽可能实施的必要。首次在大会上做出的关于宣传工作决议,接受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的论述,确认宣传和理论工作对于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性;决定重新整顿宣传工作,加强中央宣传部,设立“真能负责做事”的编译委员会,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和《党报》,以支部为党的基本教育机构,并准备在时机成熟时设立党校;大会确认了反倾向斗争以保障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是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任务,承认过去表现出“非左倾即右倾的机会主义色彩”,“极需要努力予以纠正”。[32]

  不仅作出上述决定,中共四大更在深化国情认识、纠正“左”右倾错误方面,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落实了布尔什维克化要求。大会从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实践中加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明确了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以其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方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得出结论:“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也做了充满理性的阐述,肯定中国革命在十月革命后已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但是,革命胜利后,“是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33]

  综上所述,中共四大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全面部署了自身建设,掀开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页。布尔什维克化的实质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建设党,加强党的基层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灌输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其自身建设历程中,都力图按照这些内容去实践,凸显了强烈的列宁主义特征。当然,也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四大虽然贯彻了共产国际口号,但尚未将群众党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提升到党的建设主题的高度,此则皆因只在起步。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博士)

  [1]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4页。

  [3]参见张明楚:《“群众性政党”的提出与中共四大的作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刘建萍:《从“群众化”到“布尔什维克化”——中共早期对建党目标的探索与思考》,《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4]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社1964年版,第138页。

  [5]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207、208、215页。

  [6]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207、208页。

  [7]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208—210页。

  [8]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215页。

  [9]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173、178页。

  [10]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社1963年版,第359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6、77页。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6、447页。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60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59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8、7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336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81—83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8、19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90、491页。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96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66、67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72—74页。

  [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61—563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58、259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62—267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26—238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39—244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54—257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15—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