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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席中共四大代表的再探究

  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作为全国党员的代表,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因此,弄清楚参加大会所有代表的情况,是研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不能不关注的一个基础性的重要问题,也是深化党史研究的需要。研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深化研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有关中共四大代表问题的历史文献,目前能够见到的,主要是有中共中央于1924年9月15日发出的《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这个通知规定了出席代表的地区和人数,其中指出:因经费和方便原因,出席代表定为“每地方一人”。因此,广州、上海、南京、济南、北京、唐山、天津、武汉、长沙、安源各地区各一人,旅俄组、旅法组、青年团各一人,特别邀请一人,共14人。

  同时,还有一份历史文献,提到中共四大代表为20人。这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时,根据代表们的记忆,绘制了一份“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其中,“第四次大会”,“党员数目及成分”一栏的内容为“计980名,工人占35%,农民占11%,知识分子及其他占54%”。在“大会代表人数及成分”一栏,填写的内容是:“到二十人,工人占20%,知识分子占80%”。除此外,再没有别的信息。

  通常所说的中共四大有表决权的14人,代表20人,实际上是将中央9月通知中关于代表的产生和六大代表回忆的内容“合而为一”了。

  仅仅根据这两份材料,要确定中共四大的代表到底在哪些人,还是相当困难。因为,1924年9月通知发出后,第二年的1月才召开大会,时间已经过去了4个月。到开会时,人员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事情。而根据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回忆绘制而成的统计表,已经离大会3年多时间,也不能保证回忆时没有任何误差。

  综合有关资料,笔者认为,中共四大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林育南、周恩来、陈潭秋、朱锦棠、彭述之、李立三、李启汉、李维汉、王荷波、项英、尹宽、谭平山、汪寿华、庄文恭、李逸、阮章、范鸿劼,计20人。

  还有部分参加大会的人员,代表资格尚未完全确定,他们包括列席旁听、部门负责人、工作人员等,如邓培、邓中夏、高君宇、黄平、刘清扬、罗章龙、沈定一、王华芬、向警予、杨殷、张伯简、张申府、张太雷、赵济、郑超麟,计15人。

  如果将上述两项人数相加,出席中共四大的人员最多时可以有35位。因为资料的缺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要确定出席中共四大代表名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仍有一定的难度,尚须学术界集思广益,将这一难题进一步搞清楚。

  除此外,还有一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中共四大。他就是早在1920年4月便来到中国,推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魏金斯基。他1923年11月再次来华担任共产国际驻上海中共中央代表。

  按1924年9月通知所列,来自各地的代表,有广东广州、上海、江苏南京、山东济南、北京、河北唐山、天津、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江西安源、旅莫、旅法共12个地方党组织,再加上青年团代表、特邀代表,共14名。

  实际上,出席中共四大的地方代表同上述通知的12处地区并不完全相同。

  郑超麟前后两次回忆中提到的地区或单位有9个即:湖南、湖北、山东、广东、法国、莫斯科、海参崴、安源、北方,外加青年团代表张太雷。其中海参崴的代表在1924年9月的中央通知中是没有提到的。如果把郑超麟回忆的9个地方,加上李逸回忆中提到的上海、天津、唐山3个代表,那么,地方代表为12人,正好和原通知的人数吻合。

  两者相比较,区别不算太大:少了一个原定的江苏南京,多了一个海参崴。各地的情况变化很大,原定代表有个别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按中共中央1924年9月通知的地方代表顺序,出席大会的代表情况如下:

  1、广东广州的代表。

  时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委委员、区委委员的杨殷出席了大会。还有一种说法是谭平山代表广东出席大会。依据现有材料,杨殷和谭平山出席都有人证明。陈延年在1925年1月5日致陈乔年、王一飞、罗亦农的信记述:党的“第四次全国大会,粤区由谭平山及命葵二人代表出席”。这里所说的“命葵”,便是杨殷。后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认定广东党组织出席中共四大的代表为谭平山、杨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以留法组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但是,这三位中,谁有表决权呢?按照一地只有一名表决权的要求,要弄清楚这一点还比较困难,只好暂且存疑。

  2、上海的代表

  时任中共上海地执委委员长的庄文恭出席了中共四大。李立三也在回忆和自述中称他是作为上海地区代表参加了中共四大。1924年1月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局面时,上海工人运动比较低迷,共产党员在工人中占很小比例,几乎没有工会组织,陷于停顿状态。在此情况下,1924年3月,党组织派李立三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他担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还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李立三到上海后提出关于开展上海工会运动的计划,很快得到党中央的批准。于是,他和邓中夏、项英等一起,通过开办平民学校和职工学校,出版《上海工人》周报,以及创办沪西工人俱乐部等,着手实施工会运动计划。

  从1924年12月起,李立三等开始酝酿沪西小沙渡的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因为李立三担任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亲临第一线指挥罢工,自然不能脱开身。所以,李立三虽然是作为上海出席中共四大的代表,但当时因为忙于领导工人罢工,所以不能全程参会。李立三自己在1930年2月所作的党史报告时也承认:中共四大“这一大会我参加了,但是正遇着上海罢工潮流,所以我还是不详细。” 1940年,李立三在所写的《自述》中进一步说明:“我是上海地区代表,但因忙于领导罢工,会议只参加了一次。”中共四大的会期从1922年1月11日至22日,为时12天,李立三说他只参加了一次会,可见其公务繁忙。

  中共四大闭幕不久,1925年2月,李立三、邓中夏领导的上海小沙渡22家日本纱厂工人总罢工爆发,参加罢工人数达4万余人,这是当时上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这次罢工历时一个多月,最后取得了胜利。李立三兴奋地指出:“这次罢工不仅在上海,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工人群众的广泛反响,成为后来五卅惨案引发的上海总罢工的彩排,也是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信号与前奏。”这个评价是否准确可以不论,但作为李立三在出席中共四大期间参与领导的一项突出业绩并不为过。

  庄文恭回忆说,上海的代表是李启汉和庄文恭,有瞿秋白等。实际上瞿秋白是作为中央代表参加的中共四大。而李启汉确实和庄文恭一起参加了大会。以至在大会上担任记录员的郑超麟回忆说,陈独秀在大会发言时将李汉俊错说成了李启汉,“于是李启汉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纠正陈独秀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中共四大为什么会提到李汉俊呢?他不是中共四大代表,但陈潭秋在1936年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提到:“李汉俊因为一贯保持其右倾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政客相接纳,放弃了党的立场,在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从陈潭秋的这段回忆可知,中共四大还有开除李汉俊党籍这项内容。但这个回忆是否可靠,目前还没有更多的依据可以证实。

  参加中共四大的代表中哪一位是有表决权的上海代表呢?现在没有档案可以证明。有学者提出定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为好。但是,还有一位可能是更合适的人选,这就是上海地委书记庄文恭。书记参加大会而且不象李立三只参加一次会,作为有表决权的代表似乎更合适。

  3、江苏南京的代表

  南京的情况比较特殊。从中共中央组织史资料来看,1924年4月前,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受中共上海地执委兼区执委领导,1924年4月后受中共中央领导。到1925年初又属上海地执委领导。所以,现有资料中,似乎没有哪一位代表可以被确认为南京参加中共四大的代表。

  4、山东济南的代表

  尹宽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中共四大。有关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历史的书籍记载:1925年1月,尹宽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中共四大。尹宽,1897年生,安徽省桐城人。五四时期他在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读书,与进步教师高语罕交厚,受其影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919年11月在高语罕帮助下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工学世界社”,参加留法中国学生爱国请愿斗争。1922年6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6月加入中国国民党,与周恩来一起任国民党旅欧支部筹备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结业回国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

  1925年1月尹宽以山东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四大时,还没有在山东的工作任职。但他已经到了山东,并在离开济南到上海参加中共四大前,多次召集各基层支部会议,并向青岛、博山的邓恩铭、王润章等负责干部征询意见,起草了山东党组织提交大会的政治决议提案。中共四大结束后,尹宽便以中共中央巡视员赴济南指导山东党的工作,不久便担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不久兼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建立发展山东党、团组织,开展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群众斗争。当时在山东工作的刘子久回忆说,尹宽是1924年冬来济南的,他中间又去上海一趟,是去参加党的四大还是第四次执委会,记不大清了。因为1924年冬及以后中共中央都没有召开过“第四次执委会”,所以应该是中共四大会。郑超麟也曾回忆说:“到上海后,张伯简告诉我尹宽奉派去山东做省委书记了。三个多月以后,一九二五年一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尹宽代表山东的党组织来上海出席,我担任大会记录,我们又见了面。”可见尹宽作为山东代表是没有问题的。

  尹宽于1925年8月调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主任,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负责宣传鼓动工作。后曾任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部长。1929年春脱离中共组织生活。后从事托派活动。1967年7月在安徽桐城去世。

  5、北京的代表

  时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部主任范鸿劼出席了中共四大,学术界一般没有太大的异议。

  范鸿劼,1897年生。1927年4月28日与李大钊等一起英勇就义。他是湖北鄂城人。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学习。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下,思想追求进步,积极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积极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3月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参与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委员长,还任中共北京东城(北京大学)支部书记、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后任组织部主任。

  出席中共四大后,他参与组织领导北京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三次大规模群众反帝爱国斗争。后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兼《政治生活》主编。协助李大钊领导华北、西北及东三省广大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和革命斗争。1927年初被党中央调到武汉工作。由于北方形势险恶、斗争艰巨,他再三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其回北京工作。1927年4月6日同李大钊等一起被反动奉系军阀逮捕,28日英勇就义。

  关于高君宇是否为中共四大代表,则有两种意见。据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回忆,《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在四大期间和高君宇相识,还委托高君宇会后在返北京途经天津时带信给邓颖超。但高君宇弟弟的回忆却说高君宇当时生病住院。所以,高君宇的代表资格不能确定。高君宇曾任中共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青年团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12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成员。1925年1月兼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抛开他的身体原因不说,要北京区委派代表参加党代表会,负责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同志相比较,似乎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参加大会可能性更大。

  6、河北唐山的代表

  时任中共唐山地委代理书记的阮济即阮章出席了中共四大。来自天津的中共四大代表李逸回忆说,他自己经天津党地委推举,代表天津党组织出席四大。“大概在1925年新年刚过不久,即和唐山党代表阮济(唐山京奉铁路厂工人,广东人)结伴搭乘一艘太古公司客轮,由天津前赴上海”,并和阮章等四人“住在会所”。

  阮章,生于1902年7月27日。籍贯广东,4岁时随父母到唐山。1920年从天津南开高中毕业,进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任练习生。接受进步思想影响,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秘书。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开滦五矿总同盟等罢工运动。1924年2月初任中共唐山地委代理书记。参加中共四大后,调东北锦州机务段任副稽查,以此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因积劳成疾,1926年3月16日逝世。

  关于阮章作为中共四大代表身份的确认,还经历了一番波折。因为有回忆录提到四大代表中有一位叫阮济,并和天津代表李逸同船从天津前往上海。上海市虹口区的党史工作者多次打电话请唐山市有关部门协查,但一直没有定论。最后还是查到了一份1962年的口述资料,口述人为1925年1月26日代表唐山团组织到上海参加青年团三大的梁鹏云。他在口述资料中明确指出:“1925年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阮章代表唐山党组织出席了大会”。

  7、天津的代表

  时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成员的李逸代表天津出席了中共四大。

  李逸,1901年生。河北宝坻人,出生于北京。曾用名李希逸、李濂祺。1919年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参加天津学联会。1924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秘书、学生部主任。同年加入国民党并任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青年部部长。后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成员并出席中共四大。后曾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中共顺直省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代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后参加非组织活动。1933年后辗转进入东北军,随后建立起秘密支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致力于抗日宣传。1949年到香港,曾任《中国时报》主笔、总编辑兼任《星岛日报》主笔。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定居。1993年3月在美国逝世。

  8、湖北武汉的代表

  时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部长的陈潭秋,参加了中共四大。据陈潭秋所写的自传,他也说自己参加了党的一大、四大和五大。钱希钧也回忆说:“陈潭秋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们党一、三、四、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所以,陈潭秋出席中共四大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9、湖南长沙的代表

  时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宣传委员的李维汉出席了中共四大。除了他自己的回忆,还有郑超麟、罗章龙的回忆为证。郑超麟在回忆中说:“李维汉是大会中引人注意的代表。……张太雷认为李维汉的话有重量,只是因为背后有群众。但李维汉厌恶这个‘实力派’绰号。”

  10、江西安源的代表

  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出产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二届窿内主任(俱乐部副主任)朱锦棠,出席了中共四大。1923年,朱锦棠在江西安源担任路矿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书记、裁判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担任第二届出产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整理萍(乡)(煤)矿出产,提倡工人自治”。他在中共四大上还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分工驻安源。

  11、旅莫支部的代表

  彭述之作为旅莫支部的代表参加了中共四大。据当时在中共四大上作会议记录的郑超麟回忆:彭述之是中共四大的大会秘书长。彭述之在1925年2月2日写给旅莫支部的信中也指出:“述之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受旅莫C.C.P.支部大会之命回国赴C.C.P.第四次大会。”“为起草委员之一”。“我除参加C.P.大会之外,并由C.P.大会举我作C.P.大会代表参加C.Y.大会。”文中所用的“C.C.P.”符号,即“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Y.”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意思是说他除了参加中共四大,还被选作中共四大出席青年团三大的代表。青年团三大也是紧接着中共四大后召开的一个团的全国代表大会。

  12、旅法支部的代表

  周恩来作为旅法支部的代表参加了中共四大。陈延年在1925年1月5日致陈乔年、王一飞、罗亦农的信记载: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恩来亦去代表留法组”。

  可见,彭述之和周恩来分别代表着俄国和法国的党组织参加了大会。除此外,还有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代表。

  在李逸的回忆中,他将汪寿华列为地方代表,称汪寿华是代表“旅海参崴支部”参加的大会。郑超麟也肯定说,汪寿华是海参崴代表。而在中央原来列出的产生代表的地方中,确实没有海参崴。所以,汪寿华的出现,等于在原来的12个地方组织中新增加了一处。

  汪寿华,1901年生。浙江诸暨人。原名何纪元,曾用名何今亮等。有关《革命烈士传》记载:汪寿华“一九二五年,汪寿华从苏联回国,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大会作了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郑超麟也回忆说:何今亮即汪寿华奉命回国出席了四大。因他“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使他难堪。大会后,何今亮回去海参崴,以整个支部名义写信给中央,控诉张太雷。”郑超麟的这个回忆恐怕不一定准确。且不说张太雷是否戏弄过汪寿华,但汪寿华再回海参崴一事不确。正如陈企荫回忆说:“汪寿华留苏达四年。一九二五年春节前,他奉召回国,参加党的‘四大’。他向大会作了报告。党的‘四大’以后不久,他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常委,兼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这说明汪寿华在大会后并没有再离开上海。没有回海参崴,所以回去写信控诉张太雷的事情就无从说起。

  有学者把汪寿华作为中共四大的特邀代表,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毕竟在最初指定的名额中有一名是特邀请代表。所以在大会开幕前,向海参崴党组织发出特别邀请也并非没有可能。但尚未见到可以作有力支撑的原始依据。

  不过,12个地方党组织,再加上青年团代表和特邀代表,大体构成了中共四大代表的基本阵容。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