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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历史意义探析
  中共四大召开于1925年1月。由于年代久远、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未曾参会、当事人相继离世、长期没有恢复建设原址纪念馆等诸多原因,中共四大相关档案资料罕见挖掘和整理[1],学界对其召开过程、重大历史意义等缺乏系统梳理,研究总体上非常薄弱[2]。在中共四大召开90周年之际,本文试从党的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三个方面[3],对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作一综合考察和分析。

  

  一、中共四大对党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积极推进

  中共四大召开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策略,成为中国大革命高潮的起点。

  (一)大会召开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外党内状况

  在国际上,1924年前后,世界形势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稳定局面。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遭到反动统治阶级镇压,暂时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国家在暂时摆脱战后经济、政治危机之后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渡过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困难阶段,取得经济建设和外交战线的重大胜利,从而进入和平建设新时期。此时中国革命所处的总的大环境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暂时稳定,“对待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转入强暴一途”[4],增加了中国革命的困难;社会主义苏联的稳定,为中国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而在苏联国内趋于稳定的同时,新经济政策也引起了许多矛盾和混乱。在列宁患病期间,特别是他1924年1月逝世以后,俄共(布)最高领导层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白热化,俄共(布)党内就对内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激烈辩论。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从资本主义世界有可能出现暂时稳定这一情况出发,提出了共产党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

  在国内,在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北洋军阀继续混战,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依旧深重,这进一步迫使中国人民团结自救,英勇斗争。1923年6月中共三大和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建立。5月,陆军军官学校(俗称黄埔军校)开学;7月,广州沙面租界工人大罢工;7月起,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同月,商团叛乱被镇压,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11月,孙中山北上,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12月初,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隶集团的失败告终,北方政治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可以说,中国革命正处于新高潮的前夜。

  随着革命的发展,国共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在国民党内,1924年6月,右派分子邓泽如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8月至9月,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会,冯自由因煽动一伙人反对国共合作而被孙中山开除出党。尽管由国民党右派屡次挑起的事端被解决,但是,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

  在共产党内,中共三大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加快。“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国民党的整个工作中,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加入国民党的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最近几个月,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了。”[5]“大部分同志们”疏忽了中共三大决议中规定的,在进行国民运动这一中心工作的同时,要“发展我们党的组织”、“拥护劳动阶级利益”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6]。党内很多同志,“只知道加入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联合,不知道如何在联合中极力与资产阶级斗争,争夺领导权。”[7]“甚至于中央执行委会大部分都到民党中去工作,而党的会议停止,有许多问题拿到民党中去解决。”[8]也仍有少数党员坚持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左”倾观点。但从全党看来,当时右倾是主要倾向,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为此,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会议一改以往以国民党工作为第一要务的姿态,提出了“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强调“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党之根本工作”。会议改变了三大要求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指出“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9]这次会议对纠正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如蔡和森对中共四大召开背景的分析:“在四次大会整个的政治上完全革命化了,因此这次大会的责任显然的都是领导革命向前发展。”[10]也就是说,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如何处理国共合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在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进行准备,这就是中共四大面临的主要职责。

  (二)大会制定了加强对革命运动领导的各项方针政策

  四大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11个议决案。宣言和议决案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第一,在准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确定总的方针原则。大会指出:“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这种军阀势力动摇和帝国主义在华冲突加剧之时,“中国被压迫民众的运动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而这种民众运动发展得如何,“完全靠领导被压迫人民的本党及国民党左派,有真确的政策在民众中所做之广大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之努力而定。”大会特别提醒:“工人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基本”,对于职工运动和政治活动,“都应注意并应相并而行”。

  第二,确立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的关系。大会指出,二大“民主的联合战线”口号提出和三大作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也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大会根据国民党改组以来形成左、中、右三派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的政策:1、在国民党的工作中,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2、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全部。3、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4、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党应做公开的活动。5、今后共产党员及在我党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6、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要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上述六项政策,实质就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可以说是党在国民党工作中的基本方针。

  第三,强调加强党对各种群众运动的领导。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高潮,发展革命力量,四大分别通过了对于职工、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的议决案。关于职工运动,大会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不但理论上在于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力争职工运动的独立及进展,而使民族运动充分的革命化。”议决案指出,党的职工运动工作主要包括“本党的基础”产业工人的运动、各工业区的工作、大城市手工业工人的运动、妇女劳动及青年工人、合作社。议决案还制定了做好职工运动的具体工作办法,包括:中央和地方工农部内都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随时向全国特派巡行员同时便做职工运动的指导员;中央机关报里职工运动要占第一等地位;中央工农部及地方工农部应编辑极浅近的各种小册子;各地宣传部应常常注意当地职工运动的需要;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

  大会第一次作出了内容详实的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一是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包括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宣传反对苛税、组织乡团(应改为农民自卫军)、创立农民借贷银行以免除高利借贷之苦等一系列问题。二是党的农民政策应做到真正保护农民利益。三是在农民运动中要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包括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性质、党纲和策略等。四是提出几个注意事项,包括“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等。五是提出正确处理土匪与农民的关系。六是要充分宣传和利用南方农民运动的成功经验。七是要在可能的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的国际组织。

  关于青年运动,大会阐明了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关系:青年团“在政治上要绝对接受党的指导”,但在青年工作范围内也“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而当前团“不免仍呈第二党的形式”,这种情况要根本改变。大会还制定了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青年学生运动的工作计划,并强调学生运动的重要地位,应“使学生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关于妇女运动,大会指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同时,“一般的妇女解放运动,仍属本党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会议还要求,为发展妇女运动,各地党部要从抓好以下三项工作入手,即:注意介绍女党员;设立妇女部;特别注意对妇女党员进行关于妇女运动理论方面的指导和训练。四大通过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提出“妇女运动中最适用的口号应是”:“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男女工资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女子应有财产权与承继权”,“女子应有参政权”,等等。[11]

  (三)大会对革命运动的实际助推作用

  四大召开后,中共中央为贯彻大会决议作了很大努力,各方面都不断取得成绩。

  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计八个,即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区委;有六个地委,即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有四位通讯员,分驻莫斯科、海参崴、巴黎和日本。陈独秀在中共五大报告中披露的一组数字,更说明了四大后革命事业的发展。他说:“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计有280万工会会员。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数铁路工人和矿工受我们领导。农民协会会员有972万人。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广东的20万有组织的农民受我们的领导。学生联合会将近420个。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共青团领导的学生联合会有60个。现在共青团员3万5千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2365人。”[12]

  四大后,党领导的工农青妇等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最终推动了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中共四大对党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认识的深化

  从中共成立到四大召开,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还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认识。党在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时,更多地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甚至不少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提出和重大决策的制定,是直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意见作出的,甚至是共产国际代表们亲自主持或参加起草的。但是,遵循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通过对斗争经验的摸索和总结,党逐步加深了对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认识。到了中共四大,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一)首次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1920年11月中共早期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7月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都只是提出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3]等各国共产党纲领中共同具有的最一般原则,而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1922年二大坚持了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同时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但也还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只是笼统地说,党在目前只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14]这说明,党在当时还没有弄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由布哈林起草的、采纳马林和维经斯基修改意见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15]。5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由维经斯基起草、布哈林修改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该指示重申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精神,还明确指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6]。指示信送达中共领导人手中时,三大已经闭幕,所以,自然不可能对三大的决策产生影响。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这表明,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但对“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最严重而又最科学的问题”认识不足,正如彭述之指出的:在中共三大上“闹出许多错误,完全是忽略了此点。换言之,就是我们同志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17]

  一年半后在上海召开的四大,完全遵循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三大指示信的精神。1924年底,上海的维经斯基在给莫斯科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即将召开的中共四大:“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18]。四大议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议决案指出:中国民族革命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这个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19]

  关于中共四大,1925年1月26日,瞿秋白在给鲍罗廷的信中说:中共四大“意识到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20]

  无产阶级领导还是阶级领导,这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也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指出:“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21]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中共四大,必将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首次提出工农联盟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农民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能够争取到农民,“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22]。列宁是在农民占多数的俄国领导革命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就是实现对于农民的领导的问题。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况,他强调指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23]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在革命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共成立之初,当党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开始深入农村,建立农会,领导农民推翻地主、豪绅,赢得了农民的支持。1922年,彭湃最早在广东海丰县建立农会。1923年,毛泽东在主持党的湘区委员会工作时,就曾派工人到衡山发动农民,成立岳北农工会,开展过颇有声势的斗争。1923年中共三大后,党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农民运动。毛泽东作为中央局成员兼管农民运动工作。为了培养农民干部,更好地推动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办了由共产党人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为推动广东、两湖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对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赋予特殊的地位,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24]四大高度评价并阐明了列宁关于农民同盟军的思想,指出,“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四大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农民约占全国人口80%。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四大提出党要领导农民。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债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25]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四大强调,“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26]。这个议决案和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将农民问题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不解决农民问题,“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27]。

  由此可见,中共四大对农民问题达到了前所未有重视程度,不仅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且把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看作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要标志。1927年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报告上高度评价了四大以后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指出:“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以后,不仅在广州,而且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各省,我们都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湖北省,我们的同志注意了农民工作和农民运动。湖南省的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这个策略没有错误,我们必须继续实行”。[28]李立三在1930年的《党史报告》中也称:中共四大“有一个伟大的决定就是做农民运动”[29]。

  有了工农联盟,一方面就有了争取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的可能,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就有了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30]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工农联盟问题,意义极其重大。

  (三)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内容和前途作了新的表述

  1924年12月初,陈独秀与彭述之、维经斯基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进行中共四大的文件起草工作。各种草案都经起草委员会讨论,其中“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得更为详细,争点亦较多。其中尤以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各委员的见解颇不能一致”。陈独秀与彭述之意见“略同”,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而维经斯基则持异议,认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31]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没有明确指明现阶段中国民族革命的性质,只是笼统指明:“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32]

  李维汉参加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草案的审查小组。据他回忆,原稿上提出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最终,由于考虑到国共合作关系,议决案上没有明确写上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字句,但以肯定的语句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至于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而“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33]。可见,中共四大议决案融合了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双方的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共四大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这个分析是很可贵的。

  四大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

  中共四大对上述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认识的深化,表明党划清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界限,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显示了党的逐步成熟。正如李维汉指出的:“‘四大’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可以说,在理论上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基础观点,但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思想体系。”[34]

  三、中共四大对党的自身建设的开创性作用

  1924年6月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策略问题》提纲,进一步把大会提出的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归结为五个基本特征,即:党应该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政党;党应该采取机动灵活的而不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策略;党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力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日期及早到来;党应该是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纪律的,在党内不允许有派别和集团的存在;党应该在资产阶级军队中进行经常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半年后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表示:“完全同意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35]。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树敌和工农联盟这一政治任务的完成,四大对党的自身发展等问题提出新要求,制定新举措,在党的建设史上发挥了开创性作用。

  (一)首次将组织建设提升为“吾党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

  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明确指明:“大会以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到了四大,组织问题被作为党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呢?

  当然,共产国际五大提出的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是个起因。“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就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活动的一切方面体现布尔什维克原则,加强党的组织工作。但这仅仅是起因,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运动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状况的迫切需要。

  这还得从1924年五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讲起。在那次会议上,党组织发展缓慢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以上海为例:“最近以前有党员56人,但现在确数只有47人,一方面新党员的增加率却也非常迟缓。现党员47人中,以职业分述之:学生13人,工人8人,商人3人,教员、编辑或其他职业的有23人。”对于新党员未增加的原因,《上海地方报告》分析指出了其中的三个原因:一是“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二是“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是“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很多“都消沉濡滞得很”。而当时,北京区委党员“合计有75人。工人占四分一强,余皆学生”,而“北京现有党员32人(工人同志仅一人);新加入候补14人。”所以,扩大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提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36]

  五月扩大会议之后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呢?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此进行了评价: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在同年八月之前多未实行”。其中,“除开客观的原因(经济与人力之缺乏,军阀之压迫,许多负责任的同志们之被被捕”,更重要的原因,是“各级负指导责任的同志们对于该议决案之实行多分忽略,各地方的党员对之未有充分了解”[37]。那么,为什么党内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这与各级负责同志及各地党员的认识水平有关,但也与该议决案本身理论上的不足有关。正如蔡和森所说:“第三次大会决议只规定当集革命的力量及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去工作,在扩大会议只规定产业工人运动是共产党的基本工作,不应与民党的工作混合,就是说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民族革命的理论从各方面加以详细的分析,和正确地订出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过程中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态度和关系。”[38]事实的确如此,1924年五月扩大会议只强调了党必须加强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但对党的组织问题的全部内容及其重要地位,并未作出明确而充分的阐述,必然制约了党的组织工作的发展。

  事实上,中共成立之后,发展一直不算快。全国党员人数一大时50余名,二大时195名,三大时420名,到四大时也不过994名。从三大到四大一年半时间,党员人数仅增加二倍多一点。与此同时,国民党党员人数的发展却突飞猛进。国共合作之初仅有党员5万多人,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已经发展成为拥有50万党员的大党。所以,四大通过的篇幅不长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特别批评了组织工作的“错误”,指出:“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有多少错误,如技术上组织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迟延,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形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所以第四次大会应嘱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组织的指导,并且要求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对此点亦应特别遵守。”[39]到四大时,中国革命的情形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由于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因而必须解决自身的组织建设问题,以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来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取得与实现。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四大提出组织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开创了党的组织建设历程中的多个第一。一是第一次成立中央组织部。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组织部“设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三个部分。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长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40]四大成立中央组织部后,大大加强了中共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二是第一次确定支部为党的基本组织形式。为了强固党的基础,并有利于扩大党的力量,四大对党章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党的小组改为党的支部,并将原来章程中“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四大还对支部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1、规定支部的设置原则;2、规定支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3、规定支部的组织制度;4、规定支部的活动方式。四大把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这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同时,对支部建设作出的具体规定,表明党开始了对支部建设理论的积极探索。三是减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人、贫农和一般革命分子入党。要求各地改变吸收党员必须经过“十人团”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的做法,使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能够“直接加入本党”。大会指出:“我们万分不应该是把许多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关在门外,使这些革命分子没有机会得到党的直接训练,而徘徊歧路,以致走到别的党里去。并且这些革命的工人农民党员之增加,正是使党革命化,正是增加质量之一种方法,一种重要的方法。”[41]四是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四大决定,为着扩大我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也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支部。五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党团。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第七条指出:“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团体的活动。”这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工运、农运、青运、妇运等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在夺取革命政权中是必不可少的。党在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在这些团体中建立党的组织,领导群众运动。四大开始重视加强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这不仅进一步密切联系了群众,而且为今后党如何更有效地实施对各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作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二)首次通过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提高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是扩大党的队伍、加快党组织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党的组织的发展工作总是与党的宣传工作紧密相联的。为了更好地开展宣传工作,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首次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议决案。正如彭述之指出的:“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是这次大会第一次的尝试,然而在这个决议案[中]已指出很多重要意思,对于各方面的宣传都与以具体的规划。”[42]

  四大肯定了几年来党的宣传工作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指出中共三大以后党在宣传工作中过分地着重资产阶级的力量忘记自己阶级的宣传,滋长了右倾错误,同时也存在“左”倾观念。大会批评了党的宣传工作中的缺点,即:1、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党报上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在小组会上少有政治报告。2、过去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3、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很少注意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

  大会提出党的宣传工作的目标和目的,指出:“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

  大会详细规定了“重新整顿”宣传工作的12项具体办法,包括:1、成立中央宣传部。2、《向导》作为党的政策的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3、集中力量办《新青年》月刊,“使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4、《中国工人》应成为党在职工运动中简单明了地解释理论策略、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的机关,并须兼顾各地方的普遍要求。5、《党报》是我们现时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今后当多登载党内关于政策和各种运动非公开的讨论文件。6、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子的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的编辑。7、各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的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各级执行机关的指挥和检查。8、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9、可能时可设立党校,以有系统地教育党员。10、在职工运动的宣传工作中,应切实了解其客观所具有的条件,如不识字,识字不多,不善听纯粹理论议论,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然后筹划的方案方不至难于施行,最重要的是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知识和编辑浅近的小册子。11、在知识分子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12、各地要利用每个群众集会,实行我们广大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传单小册子的内容、讲演人的口号均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43]

  中共四大在深刻分析以往宣传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的基础上,制定的方针政策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又注重范围的广泛性、措施的具体性和细节的生动性,特别近群众,接地气,对今天党的宣传工作仍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三)首次提出“群众性政党”的建设目标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来的。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全国只有党员50多人,那时的党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党,党的创始人们当时还没有建立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意识。一大通过的党纲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重申:“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些规定说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只懂得共产党的最高纲领,还没意识到要制定适合当时形势的最低纲领,还不懂得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虽然谈到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但中共一大后,党的主要精力放到在工人中建立基础,并未对组织农民士兵等有明确的计划。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改变了一大提出的不与知识分子和其他党派联系的政策。二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这里“大的群众党”的内涵,不是针对党本身的成份而言,而是指工作对象,即要“到群众中去”,“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44]。 而对于党本身的构成,二大更强调“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45]。

  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并专门作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作为对总提纲的补充。该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参加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但是,“他们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决议要求:“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能代表一种实际的力量,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46]这里,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建党目标。但是,“群众性共产党”的建党目标,首先遭到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坚决反对。1922年8月西湖会议后,马林返回莫斯科。他在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表示:“那些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47]。年底,马林在与越飞共同拟定的《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的提纲中提出:“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48]1923年共产国际一月决议一方面同意马林提出的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提议,另一方面又不顾马林的反对,强调在国共合作中,“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49]这样,在共产国际内部就产生了两个建党目标之争。

  对于共产国际1923年一月决议,马林只接受了关于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而对“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仍然持反对意见。这样,在马林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就指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宣称:“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50]

  转机发生在1924年,共产国际改派维经斯基代替马林为驻华代表。4月,维经斯基第二次来华。上年的5月,正是由维经斯基起草、布哈林修改了共产国际级中共三大的指示信。该指示重申了共产国际四大和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精神,指出:“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51]。但中共收到这份指示信时,三大已经闭幕。而这封指示信的起草者维经斯基参加了中共四大文件的起草工作,还在会前“审定了”大会的“基本材料、提纲等”[52],所以继续贯彻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精神则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同时,到中共四大召开时,中国革命的情形与以前大不相同。国共合作的形成,直接推动了大革命的进程,各种革命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客观上也要求党加强对这些力量的宣传、吸引和组织。由此,群众性政党的建党目标应运而生。正如蔡和森指出的,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以前党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在党的本身来说尚有小小困难和党内部时常发生问题。但到中共四大时,“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真确,党内的各种错误的倾向也减少了。所以这次大会将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党的政策走到行动的时期了”。所以,中共四大“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53]蔡和森说:“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可以说,党才开始独立形成起来。”[54]彭述之也说:“在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55]

  到1925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时,党员人数已由四大时994人发展到3000人[56]。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更是发展到57967人,比四大时增长58.3倍,成为我党历史上党员人数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局报告议决案》指出:“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全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均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是这些运动实际指导的中心”。“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这是扩大会议认为最满意的。”[57]

  中共四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新的革命高潮作了政策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可以说,中共四大是中国大革命高潮的起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共四大充分体现了党的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和党的建设史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党在革命实践的奋斗过程中,遇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科学理论,这些科学理论被党掌握后,又反过来指导革命实践向前发展。由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党不断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研究员)

  [1]陈独秀在中共四大上的政治报告至今未曾发现,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七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是唯一的特例。

  [2]通过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检索,以“中共四大(1925)”为篇名,结果显示:截止2014年5月,总共有26篇专题论文,其中2005年中共四大召开80周年之前仅有4篇,最早一篇发表于1990年。

  [3]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党的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问题。他说,围绕党的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史,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的历史,“党自觉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其实,这“三史”也是我们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页。

  [5]以上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20页。

  [7]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页。

  [8]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53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59、66页。

  [10]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60页。

  [11]以上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09-253页

  [12]《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52-53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1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132-133页。

  [15]《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

  [16]《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8-79页。

  [17]《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17页。

  [1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63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17-222页。

  [2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73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2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9页。

  [25]以上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39-241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19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39页。

  [28]《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33-34页。

  [2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23页。

  [30]参见沙健孙著:《毛泽东思想通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125页。

  [31]《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17-18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15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22页。

  [3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08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35、52、51、73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58页。

  [38]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60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14页。

  [4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

  [41]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42]《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20页。

  [43]以上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54-257页。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54页。

  [4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62-163页。

  [4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82页。

  [48]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101页。

  [49]《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76-77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258-259页。

  [5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9页。

  [5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61页。

  [53]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64页。

  [54]《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3期。

  [55]《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20页。

  [56]《中共中央局报告议决案(1925年10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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