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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与中共四大

  摘要:彭述之受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委派回国参加中共四大,积极宣传和贯彻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论”,为中共四大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彭述之在中共四大参与起草大会文件,报告共产国际五大精神,审议和通过各项决议案,为中共四大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他因此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主任。不过,彭述之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指示,缺乏领导革命的实际经验,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彭述之对于中共四大的是非功过,应当科学的历史的评价。

  关键词:彭述之;中共四大;天然领导权;国民革命

  彭述之1924年8月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共四大一跃而为中共中央核心人物。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是一个新人物,未回国前,国内党员不认识他,党外的人更不用说”,他未经大会选举就参加中央会议,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主任。[1]彭述之为什么在中共四大跃居中央领导核心之一?他对中共四大有哪些重要贡献?各方面对他如何评论?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彭述之受共产国际和旅莫支部委派回国参加中共四大

  彭述之,湖南隆回县人,1920年10月在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参加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的活动。[2]1922年12月7日旅莫支部讨论通过彭述之等人由团员转为正式党员,并担任党小组的三个组长之一。[3]1923年4月28日旅莫支部委员会成立,选举罗亦农、彭述之、赵世炎为支部委员,其中书记罗亦农负责全面工作,赵世炎“专任青年团方面训练”,彭述之“专管党内训练”。[4]在这次成立会上罗亦农专门报告训练问题,经过讨论后责成彭述之起草决议案,其中明确指出:“我们是来此研究共产主义,养成自己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去替中国的无产阶级服务”;“我们本是由经济落后的国度而来,自然一定要受这经济落后所产生出来的恶劣影响”,因此“必须加以严格的纠正,即须以集体主义去纠正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规律主义去纠正自由主义和知识阶级的心理。”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训练工作的具体方针三十四条,涉及思想训练、组织观念、组织纪律、党员个人与组织关系等方面。[5]从此,彭述之经常给旅莫支部同志作报告,讲解历史唯物论、经济学乃至中国历史等各种问题,为同志们作了很多贡献。[6]同在东方大学学习的郑超麟则说,旅莫支部的主要领导人罗亦农和彭述之,操持着对其他同志的去留大权,俄国共产党的东方大学支部也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和甄别中国班学生的。[7]从中可窥见彭述之在旅莫支部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1924年1月24、26日旅莫支部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暑假后派一批在东方大学学习时间较长且有工作能力的党员回国工作,并且确定彭述之等18人的名单。5月20日旅莫支部正式宣布彭述之、任弼时、郑超麟等人先期回国,彭述之是“这一大批回国的学生的领袖”[8]。在确定彭述之回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推选彭述之与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刘清扬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代表。共产国际五大于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召开,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旅莫支部罗亦农和彭述之共同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关于国民革命的理论,一致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9]这次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四大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彭述之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掌握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精神,被安排回国宣传和贯彻共产国际会议精神。

  与此同时,旅莫支部接到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四大的通知,于1924年7月25日召开大会,推举彭述之为代表参加中共四大,讨论和通过了向中共四大提出的十项提案,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专门报告。大意是:一、中共三大关于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决定,事实证明是“确切”的,希望中央执委会有“全盘的系统的计划”,委派在国民党中工作的代表或指定特派员“务使之实现”,以“造成真正的国民党”。二、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同志难免发生两种倾向:一是向右的机会主义派“将离开无产阶级立场而变成纯粹的民族主义,或甚至成为非革命的官僚”;二是向“左”的极左派“将离开目前极要紧的国民革命运动而属于非政治部分的经济改良主义者,或空想家”。预防办法为:担任国民党中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必得由党指定”;一切言行应受党组织监督,在可能范围内“极力接近工人群众”。三、为发展合轨的国民革命运动,党的内部要有坚固的合乎科学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必须实行“集中化”、“铁的纪律原则”,重视理论教育,禁止共产党员在出版物上发表“改良派的怪议论”。四、特别注意工人运动,尤其是上海、汉口、唐山、安源等几个工业区,国民革命形势较好的广东尤应利用时机“特别努力”。五、一年来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足证农民客观上已有革命的要求”,党的四大应有系统的具体可行的计划,并须组织指导农民运动的专门机关负责,须督促国民党努力作农民运动的普遍宣传,以发展农民的革命势力。六、青年团不能与党对立,尤其在政治工作上绝对受党的指挥,但是关于教育工作与经济奋斗有独立之必要。另组国民革命的青年组织,将来对党对国民革命运动以及对青年团本身均大有妨害,望第四次大会、青年团第三次大会取消此种决案。七、现在国民革命的军事运动“也是我们所必须注意的”,党的四大“须与系统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八、扩大党员的数量,尤须在工人群众中尽量吸收较觉悟的分子,以期渐成为群众的党。最后强调:“我们希望第四次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的口号,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实际地布尔什维克化!”[10]旅莫支部讨论通过十项具有方针和策略意义的提案,表达了他们对中共中央尤其是中共四大的意见。据郑超麟证实,彭述之在25日支部会议上作了报告,然后根据他的报告提出给中共四大的建议,并选举他代表旅莫支部出席党的四大。报告和建议都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旅莫支部领导人共同制定的“国民革命论”,具体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个理论提出后,曾经组织准备回国人员进行学习,领导这个学习就是彭述之。[11]可见,旅莫支部提案既是彭述之组织旅莫同志讨论的结果,也是他们回国参加四大进行贯彻的主要精神。

  中共旅莫支部在党内具有重要地位,因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是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骨干和专门人才的,旅莫支部同志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严格的组织训练,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精神。王凡西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以证实:旅莫支部在名义上或理论上直属于第三国际,事实上却为联共的一部分。这样混淆不清的“法理”地位,使它逐渐形成了一种势力和特有的作风。他们的势力是因为住得久,懂俄文,与党部的俄国同志有了结托,取得了上面的信任。特殊的作风是由于他们要维持既得的地位,主张后来的中国同志不应该学习俄文,理由是学俄文时间太长;也不应该研究理论,理由是多读理论会变成学院派。他们都是党部的负责同志兼翻译,垄断了“对俄”关系,成为党务上的买办。[12]因此旅莫支部同志回国后在党内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彭述之而言,他在东方大学期间接受了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严格训练,作为旅莫支部负责人多次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了解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精神;加之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俄国革命的理论研究颇深,“自命为中国的列宁”,在东方大学有“理论家”和“一枝笔”的称号。[13]1924年8月彭述之奉共产国际和旅莫支部之命回国参加中共四大,同时肩负宣传贯彻共产国际五大精神的使命,因此颇受中共领导人的信赖和倚重。

  二、彭述之对中共四大的重要贡献

  彭述之回国后就参与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不仅参加文件起草委员会,而且参加大会主席团,担任大会秘书长,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主任,跃居中央核心人物之列。

  (一)参与中共四大的准备工作

  中共四大初议在11月召开,中央局于8月31日致函各地,要求各地方委员会就“本党一年来各种政策,工农、青年、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教育上组织上各事”发表意见,并于每个小组会议上提出讨论,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局。旅莫支部接到中央通知后立即进行传达,要求“各位同志有意见时,请赶快整理,预备开大会时发表”。[14]彭述之将7月25日旅莫支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加以整理,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之几个应有的根本观念》为题在《党报》第五期发表,表达了旅莫支部和他本人对于中共四大的意见。

  中共四大的召开,既需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也要国际代表的现场指导。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11月底到上海后,审查了会议材料和提纲,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四大的中心议题,就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15]彭述之带着国际会议的精神和旅莫支部的意见,对中共四大的准备作出了贡献。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谈到“四次大会之准备”有两点,一是“莫斯科李大钊的报告”,二是“二次革命论”,即彭述之“对国民革命之根本概念”,其中列举了“彭述之的原则”八条和国民革命转变的两个条件。[16]无论是李大钊的报告还是彭述之的“二次革命论”,都是宣传和贯彻共产国际五大的精神,为中共四大作理论准备。由此可见彭述之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二)积极宣传共产国际会议精神

  彭述之在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后奉派回国,就“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17]。共产国际五大提出了“国民革命论”,核心内容是“中国革命只能先完成国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进行国民革命时期必须实行以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形式的国共合作”;而且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要争取革命领导权。[18]彭述之回国后不仅运用这个新理论在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而且在主编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期间,编辑了“国民革命号”,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等重要文章,还著述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宣传和贯彻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论”,因此在党内声名雀起。

  彭述之的“国民革命论”宣传,促使党内关于革命领导权思想的转变。此前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提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工人阶级的数量少,知识缺乏,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彭述之回忆说:“对于国民革命由那一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我和陈独秀作了一次严肃的讨论,他虽然还在维持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但他的态度已趋缓和。”后来,“我写了一篇题为《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并将该文原稿交给陈独秀,请他看过后写一篇同类性质的文章,他如不同意我的观点,就可以批评我的文章,进行公开讨论。”陈独秀随后发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放弃了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于是,对于那一个阶级来领导国民革命这个基本原则的问题,我们已达到了一致的立场。”[19]随着陈独秀思想的转变,党内关于谁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无论是在《向导》《新青年》还是《前锋》上“都没有不同的意见了”。[20]显然,彭述之对陈独秀和党内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认识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郑超麟的解释,中共四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就是“国民革命论”,虽由维经斯基起草,但内容与彭述之的文章《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致,“因为这本是共产国际的理论,由彭述之带回中国来的”。[21]由此可见,彭述积极宣传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论”,对中共四大通过关于国民革命运动决议案起了重要作用。

  (三)参与会议文件起草工作

  文件起草是召开中共四大的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1924年12月初,中央局成立了由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等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委员会,负责草拟各项提案。大会草拟了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组织问题、宣传工作等重要提案。彭述之在前述给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证实,前面所有的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起草,油印后发给与会代表。

  起草委员会对各种草案都经过一番讨论,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讨论最详细,争论较多。首先是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各委员的见解颇不一致,其中彭述之与陈独秀之意见略同,认为民族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还是保持1923年12月在莫支部大会上的观点以及回国后在《党报》发表的《我们对于国民革命之几个应有的根本观念》之大意。维经斯基则以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经过讨论,到审查草案委员会的时候,维经斯基承认了彭述之等人的观点。其次是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各委员的见解也不一致。在彭述之看来,这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科学的问题。在党的第三次大会上闹出许多错误,完全是因为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看得太高。第三次大会后陈独秀《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与国民革命》和瞿秋白《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发表此等“根本错误”的观点,“所以对于此点我们特别注意。”在会上彭述之坚持《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是国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领导者。他的观点在民族革命运动决议案中得到体现。此外,青年运动起草委员会亦有一次争论,彭述之在发言中坚持旅莫支部给中央提出的关于青年团组织的意见,所以后来争论两方互相让步,关于是否另组国民革命的青年组织的“许多争点已不成问题了”。[22]由此可见,彭述之因为掌握了共产国际的精神,主要承担了四大决议的起草工作,在文件起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报告和审议各项决议草案

  一是彭述之在中共四大作报告。彭述之作为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代表,向中共四大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大会听取报告后,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特别是共产国际五大对于“联合战线”和“工农政府”所作的详尽解释,“一方面可以防止以后各国共产党右派对于这两种重要的策略之机会主义的曲解,他方面亦可纠正那种主张不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发生关系的左稚病,如此才能确实领导各国共产党获得社会民主党下的与无党派的大多数工人群众集合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来,以联合防御现时世界资本主义最后的猛攻并进而推倒之。”[23]一致通过《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

  二是审查各项决议案。大会组织了审查草案委员会,对各项议案草案进行审查。彭述之参加了除农民草案审查委员会外的其余各委员会,对于各项决议草案审查做出了贡献。

  在草案审查过程中,民族革命运动委员会发生了很多争论,争论之点在于:一是民族革命的阶段问题。有些人以为民族革命的成功即直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张申府坚持此说,甚至重提反对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受到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批评。据彭述之证实,因为这个问题在两年前已基本解决,所以未引起大家的注意。[24]二是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据参加该议决案审查小组的李维汉回忆,原稿上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由于考虑到国共合作关系,议决案上没有明确写上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字句,但以肯定的语句指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25]彭述之评论说,《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之目的及特性,由此可以得到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之正确的地位;而且说明了我们在民族运动中之左右倾的经验,并指明其客观的原因与其纠正的方法,终于确定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中的具体方案。[26]

  职工运动委员会也发生了较多的争论,争论之点在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有些人以为产业工人不应加入国民党,彭述之批评这些同志“还带有点左稚病”,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想真正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在某种范围内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是必要的,现在并已由事实证明此种主张之正确。[27]证诸与会代表李逸的回忆:职工运动草案原由项英起草,在大会中引起许多指摘。当场将原案收回,另行起草,在另一次会议中始获通过。[28]

  青年运动委员会也有所争论,一是关于青年团工作的争论,据李逸回忆:在林育南报告青年运动时,有人纷加指责,表示对S Y工作不满。张太雷为林育南抱不平,说SY过去在刘仁静主持下搞得一塌胡涂,但现在林育南、邓中夏等人都很努力,不该把过去的乱帐算到现在负责人头上。[29]二是关于建立民族革命青年团的问题,团中央代表主张在目前应组织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任弼时根据旅莫支部给中共四大的提案,陈述了不应当成立“新且独立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30]彭述之坚持旅莫支部关于青年组织的意见,支持任弼时的主张。大会最后否决了团中央代表的主张,“大会只承认目前应切实做各种民族的青年运动,如果发展到相当时期,认为必要时则可组织非政党性的全国组织。”因此《关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亦与以正确的答案”,确立了共产党与青年团的正确关系,指明青年团工作应当青年化。[31]

  除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较有争论外,其他议决案的审查几乎没有争论,都是略经讨论就顺利通过。彭述之在各项决议草案审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积极支持国际代表提出的议案。维经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他乐观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却是艰难曲折的。彭述之“急切应道,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极其英明的”,为大会通过《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维经斯基还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报告。他临时提议要以大会的名义通过议决案,谴责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党内的分裂活动。当时代表们大多不熟悉联共(布)党内斗争情况,也不大知道这场争论的意义,所以议案宣读后好久没有人表态。彭述之曾经参与共产国际的一些会议,了解联共(布)内部斗争的一些情形,而且他曾以苏联共产党员资格参加莫斯科市大会,目击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派斗争。在中共四大反对托洛茨基案征求意见而无人表态的情况下,彭述之站出来进行解释,说明托洛茨基有这点或那点错误,如何应当谴责。会议遂通过《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32]瞿秋白后来将中共四大的“托洛茨基问题”标注为“彭述之反‘机会主义’”[33],足见彭述之在该案表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总的说来,各项议案没有出现大的争论就一致通过。据担任大会记录的郑超麟证实:“在理论问题上和政治问题上,大会简单接受国际的训令,中央委员没有不同意见,各地代表也没有不同意见,开会经过如此平静,好像举行一种典礼,一种仪式,以至我这个记录员,记录了全大会十分之八九的发言,也没有保留深刻的印象。”[34]彭述之对此颇抱乐观的态度,“就是在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各地方的代表都表现一种很忠实而又很热心承受大会教训的样子。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由此他感觉到自己已完成了旅莫支部同志的使命,在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说到:“我此次代表诸同志出席,我始终是紧抱着去年七月在Млохоека大会上所给我的精神和提案,我始终是努力将由莫斯科所学得的认识得很粗浅的列宁主义到大会上去尝试。现在诸同志所给我的使命,我总算勉强使之实现了。”[35]实现“诸同志所给我的使命”,就是彭述之在中共四大表现的自我写照。

  三、彭述之对中共四大的功过评论

  就如何加强领导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以及如何准备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中共四大提出了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按照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评论,“在第四次大会,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真确,党内的各种错误的倾向也减少了。所以这次大会将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虽然这时只有一千党员,但是在党的政策走到行动的时期了,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36]从中共四大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来看彭述之,他对大会的理论准备、文件起草、各项决议案审查和通过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彭述之在给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总结说:我因为经过一个多月整天整夜的会议生活之后,现在已经病了,我不能很详细地报告你们,并且所报告的都语无伦次。足见他在会议期间的辛苦与努力。中共四大从具体准备到会议结束,历时一个多月之久,其间彭述之“整天整夜”的忙碌,对于四大的成功召开是功不可没的。当时彭述之在党内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和中共旅莫支部的支持,因此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担任中央宣传部主任,一跃而为中央核心人物。

  中共四大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他最引以为骄傲的功绩。他甚至把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说成是他个人的创见,把中共四大通过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决议算作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37]这是为自己涂脂抹粉的表现,自然遭致党内不少批评。尤其是他宣传的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思想,饱受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瞿秋白在中共五大期间散发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指出:第四次大会“规定”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是无产阶级的,总算是进了一步;但是“规定”领导权之议决案,实际上只有防御国民党吞灭我们的消极方法,是解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不同,而不是以阶级斗争领导国民革命;“实际只是竭力斗争想避免国民革命领导工人阶级而已,而并不是积极去力争领导国民革命”。因此批评“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38]李立三在1930年《党史报告》中指出:在四次大会以前,党内一般都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彭述之回来就有一个转变,指出这是错误的。在肯定彭述之的上述贡献的同时,李立三批评“无产阶级是天然领导者在实际策略上同样错误,因为无产阶级既然是天然领导者,也一样不必去争革命领导权。”[39]

  如前所述,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论”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彭述之积极宣传“国民革命论”,对中共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于他宣传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思想,是否就是要无产阶级不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这是评论问题的症结所在。李立三曾经分析了陈独秀与彭述之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异同,指出:陈独秀估量资产阶级力量非常大,而无产阶级力量非常少,所以主张服从资产阶级;彭述之则反之,他估量无产阶级力量非常大,而资产阶级力量几乎等于零,这样同样不会去争夺领导者,不去准备争夺领导权。所以彭述之在表面上估量和陈独秀不同,但到了实际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所以党的机会主义是更加深了。[40]不仅完全否决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宣传对陈独秀思想转变的影响,而且说明彭述之思想和陈独秀一样是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源所在。无可讳言,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但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解决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现实冲突,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具体的答案。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41]既然中共五大批评了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思想的错误,也没有在实际中解决如何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那么批评彭述之在四大前后宣传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就是不去争取领导权,就未免苛责之嫌。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而不是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领导权不仅包括理论思想、政治方向、路线方针政策的主导作用,还包括对工人、农民、民众组织和运动的领导,以及对国民党党权、国民政府政权、国民革命军军权的直接掌握。[42]这种正确认识是在国民革命失败以后,从实际斗争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由此看来,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对彭述之“天然领导权”思想的苛责,明显带有党内政治斗争的影响。

  揆诸史实,当时彭述之是党内难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在党内一度得到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陈独秀左袒其说,他也时常捧着陈独秀先生的招牌发号施令,其次是多数留法留俄归来的同志或多或少的附和他的主张。因此他在中央经常指责党内一般实际工作者忽视组织原则,保持着一种落后的“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不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而是依据一些零碎的经验行事。不过,彭述之也遭到党内诸多批评。党内大多数实际工作者指斥彭述之是不懂实况的书生,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专拿“中央指示”的大帽子来吓唬人。张国焘批评彭述之“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往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43]瞿秋白甚至批评彭述之理论修养和政治经验都不够,不配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应派到地方机构去做些艰苦的实际工作,以资磨练。[44]其实,当时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无不饱受这类批评,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自知之明。1925年2月18日任弼时致信在莫斯科的同志说:此次回国同志,“从工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缺少实际经验,尤是对于很普通党团及工会组织工作,因我们在莫时没有注意实际研究,以致不够应用,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玄空的理论,事实上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是没多用处,至多能做点文字宣传上的帮助,然做文章看书又没有时光,且空空普遍的理论,我们出版的刊物上也不觉得十分的需要,这是我们所感觉而感困难的地方。”[45]彭述之是“此次回国同志”的领袖人物,对中国革命特点缺乏深入研究,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因此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过,这种错误是与中国革命深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当时党内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急需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而且在共产国际领导体制下也需要彭述之等中共领导人贯彻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精神,指导国民革命运动。诚如郑超麟所说:“国民革命论”过低估计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便没有强调如何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方法,以致在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群众运动以后没有预防三月二十事变和五月十五日整理党务案一类事情的发生,因之也穷于应付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所以中共四大通过的“国民革命论”经不起大革命的考验。[46]既然国民革命失败的理论根源在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论”,失败的责任就应归诸共产国际,而不能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理论的宣传者和执行者。总之,彭述之对中共四大的功过,应当给予历史的科学的评论。

  [1]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2]蕴良:《旅俄通信》,长沙《大公报》,1921年2月4日,第6版。

  [3]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第一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82页。

  [4]马淑德、姜红:《罗亦农旅莫大事记》,《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

  [5]蔡庆新:《中共旅莫支部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略述》,《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

  [6]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香港)十月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7]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 51页。

  [8]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第78页。

  [9]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第472页。

  [10]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11]双山、郑超麟、楼国华合著:《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香港)信达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3页。

  [1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13]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第476页。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95页。

  [14]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15]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48、149—150页。

  [16]原则八条为:(一)国民党还须改造;(二)去右(派)联中(派)之新国民党;(三)不应与中派发生根本冲突,只能与以友谊的批评——不应极端,否认其策略,使之发生反感;(四)去除中派对我怀疑;(五)中(派)我之间有同情分子;(六)竭力做右派宣传组织;(七)即开除右派,也不宜过早发表;(八)预防中派翻脸。国民革命转变的两个条件为:(一)自己的组织程度;(二)世界革命潮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185页。

  [17]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17页。

  [18]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第78页。

  [19]《彭述之选集》第一卷,(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年版,第4、66、67页。

  [20]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102—103页。

  [21]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第78页。

  [22]《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23]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30页。

  [24]《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期。

  [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26]《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27]《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28]李逸:《中共“四大”会议琐忆》,《文史苑》,1990年第5期。

  [29]李逸:《中共“四大”会议琐忆》,《文史苑》,1990年第5期。S Y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

  [30]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2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31]《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32]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16 页。

  [3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34]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15 页。

  [35]《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36]《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57页。

  [37]双山、郑超麟、楼国华合著:《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第22页。

  [38]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卷)》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1—532页。

  [39]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24页。

  [40]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24—225页。

  [41]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42]王健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4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3—14页。

  [44]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95—96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第71 页。

  [46]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