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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与党的群众观确立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形成的理论和路线方针对推动党的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成为党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发展史上突出的亮点。与这两个问题相关,确立正确的群众观是中共四大一个重大历史贡献。

  一、中共四大“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应运而生,它以鲜明的阶级意识标示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性质,以崭新的纲领和奋斗目标区别于既有的政治组织脱颖而出。在中国历史上,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出现始于20世纪初,到中国共产党诞生时不过10多年的时间。对一个年轻和弱小的政党来说,如何进入社会,如何开展活动,如何完成使命,需要实践的摸索。

  从中共一大到四大,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完型的阶段,这三年多里,党成立的宗旨、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革命策略以及基本理论的逐渐完善,使党得到成长。然而,党初期实践发生了困惑的问题:“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1]在做群众工作上还很生疏。知识分子习惯于书斋研究生活,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那批知识分子中不少都有参与学会和研究团体的经历,他们聚合在一起的建党方式,很大程度上仍沿袭着传统社会精英结社的特点,书院气息较浓。党建立后,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1922年中共二大会就认为:“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并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2]“群众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狭小团体到面向群众的组织形态转型。然而,中共二大只是原则性地提出了建立“群众党”的思想,并不明确究竟从哪里入手去建立群众党。国共合作以后,党力求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将联系和发动群众的期待寄予国民党身上,这就偏离了党的建设正确方向,工作走了弯路。中共四大确立了正确的群众观,才使建立“群众党”有了明确的指向。

  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建立在群众观的基础上。大会通过的议决案指出:民族革命运动“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英语democracy的中文译音——引者注)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应当取得指导的地位”,“现在必须立即开始切实的党的工作:工人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至于党的组织,则在工人群众中吸收党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因为工人群众中没有我们的组织做主干,我们决不能和群众结合深切的关系”,“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在宣传工作上,要求加强“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利用每个群众集会,实行我们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传单小册子的内容、讲演人的口号均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在组织工作上,要求“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把设立相关机关当作“吾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3]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中共四大形成了走向社会建立群众根基的党建思想,构成群众观的丰富内容。

  群众观的确立使中共四大通过的一系列议决案贯穿着发动组织广大群众投身民族革命运动的精神,推动了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掀起。党组织也通过广泛的群众工作开拓了革命的新局面,较之以前更为扎实地打下了党的群众基础。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工会会员和青年迅速扩大。中共四大前只有唐山、上海等地的少数工会及会员,到中共五大前发展到280万会员;农民协会会员中共四大前只有广东20万会员,中共五大前剧增到972万;中共四大前只有60个学生联合会,中共五大前发展到420个,青年团员从2365人增加到35000人。[4]党领导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群众运动高潮的出现正是中共四大确立群众观的结果,群众观的确立使党在建设“群众党”的实践中迈出了第一步。正如中共领导人所评价的:“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就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即是说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也就是将革命的起点,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所以第四次大会时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5]

  二、中共四大群众观确立的思想逻辑

  群众观的确立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成果。党建立后的实践促进了党的群众意识的形成,中共四大确立正确的群众观,有其内在的思想逻辑。

  1.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与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相联系,为确立群众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说中共四大的突出贡献是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贡献的理论支撑就是对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一番新的认识。中共四大明确指出:“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这次大会通过的《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立足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组成部分的新认识,对民族革命运动中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强调“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革命才能够得到胜利”。《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6]这些思想十分清晰地表达了一个意思,即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建立农民同盟军是保证民族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要求。中共四大正是循着这样的思维确立了正确的群众观。

  2.处理国共合作中两党关系问题的经历,为党争取更大群众提供了实践依据。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主张坚决排除与其他力量的联合,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共产党要与国民党合作是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最初中共党内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并不赞成。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催促下,中共党内虽然没有真正消除认识分歧,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中共三大会议上得到解决。国共合作后,两党关系很快就陷入了冲突之中。中共四大召开之前,党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第一,对国民党内不同倾向问题上,从开始时不宜挑起国民党内左右派的矛盾而采取调和的态度,转变为以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为原则的斗争态度。第二,怎样处理帮助国民党发展和扩大自身力量的关系问题上,从片面强调帮助国民党发展,转变为注重扩大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第三,如何争取产业工人加入革命问题上,从开始片面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转变到强调“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决不能“使工会沉溺在国民党里而失去阶级的性质”。[7]这些政策调整涉及的正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可见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国共两党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争取广大群众支持的思想确立起来与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实践有着紧密的关系。

  3.统一战线的实践平台,为党广泛接触群众和开展群众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党建立初期的工作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宣传,二是发展工人加入组织。具体实行的方法是创办面向工人的刊物,组织工人夜校以及组织工人罢工运动等等。中共四大前,这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并没有真正打开群众工作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受到的限制很大。统一战线建立后,党借助于国共合作搭建的统一战线平台,使群众工作得到极大改观。中共四大认识到:“本党过去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8]国共合作后,党加强职工运动领导,“开始集中干部在上海建立工人俱乐部,项德隆、林育南、邓中夏、何今亮、李震瀛、刘剑华、李立三等先后调到上海沪东、沪西二区主持工会工作”。[9]在共产党人推动和参与下,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中央和地方设立了工人部、农民部等相应工作机构,客观上为党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机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由左派廖仲恺任部长,共产党员冯菊坡为秘书长,兼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部长。1924年5月1日召开广州地区工人代表会议,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广州地区的工会,成为不久掀起蓬勃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国民党中央设立的农民部由林祖涵任部长,彭湃任秘书,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在彭湃建议下,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5年1月中共四大,共产党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主持下连续举办了三期讲习班,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10]中共四大确立群众观,需要意识养成的理论和经验积累的实践,这都必须有发展的机遇和条件。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党得以突破以前的各种障碍,在深入群众方面迈出有力的步伐,从而促进了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

  三、中共四大是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

  开展群众工作是党的基本任务,也是党历史实践的根本内容。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确立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地位,显示了它的重要价值。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纠正党的历史错误,最重要的内容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的观点。可见,群众路线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实践中,有着不可丢弃的重大意义。

  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留下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酝酿的印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在革命实践中经历了萌生、形成和成熟的发展过程。据笔者查阅历史资料,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明确使用“群众路线”一词是在1930年6月党中央发出的第八十号通告中。该通告指出:“党的工作方式,应该采取群众路线,党的活动应该紧靠着群众,党的口号应该是群众的要求,党的策略应该取得群众的了解与执行”。农村的残酷环境和全面抗战的伟大事业使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共七大前后的延安时期成为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系统化的成熟阶段。中共四大确立的群众观,为党形成群众路线作了思想铺垫,是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群众观与群众路线是两个概念,但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正确的群众观,就不可能有群众路线的形成。中共四大之前,虽然有了建设群众党的意识,但还不懂得如何做群众工作。与前三次党的代表大会相比,中共四大制定的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一系列议决案,不仅更加全面,而且贯穿着发动组织群众动的精神。中共四大后,群众运动的蓬勃掀起是党正确的群众观确立的结果。

  树立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独树一帜,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论思想。有了群众观点就使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走上不同的路线,并造成不同的革命景观。毛泽东曾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向人们展示了许许多多焕然一新的气象,而其中的最亮点是广大人民群众融入革命浪潮而演绎出来的历史场景。中国共产党人树立群众观有着深厚的思想源头。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就深感群众疏离革命的缺憾,认为近代历次社会变革总是局限于少数英雄人物,群众只是充当着“隔岸观火”的角色,因此总是不能获得成功。党建立后一些早期领导人也认识到这个问题。1922年蔡和森发表论文指出:“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革命数十年,“每每失败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辙”,“不知真正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而革命,群众未有不感发兴起的”。[11]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会考察报告》中用“缺乏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说的是同样的道理:中国革命离开群众必将一事无成。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将紧密联系群众提炼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将有无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都是对党的群众观认识的升华。

  坚持正确的群众观是共产党的革命传统,体现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群众观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中共四大确立的群众观具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鲜明特点,其主要内容是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加入革命的事业,将党的奋斗与群众参与紧密相结合。这个主要内容与后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与党执政后坚持群众路线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要求,但紧密联系群众的革命传统意义上则具有历史的连贯性。中共四大确立的群众观最重要的是使党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党的立足基础在群众,中国革命离开广大人民群众必将一事无成。这个道理是共产党革命传统生成、培育和发扬之根,也是党的群众路线逐渐丰富、成熟并不断延伸发展之基。

  研究中共四大确立群众观的历史意义具有现实启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12]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贯穿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全部历史过程。中共四大迄今90年,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建设中党群众关系面临着许多新情况,从党的历史实践中挖掘群众观的思想资源,有助于深刻认识“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的厚重涵义。党从历史中走来,它的本色铸于历史,中共四大群众观的确立,为我们留下了一份辨识共产党传统本色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扬广大的珍贵历史资料。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1]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3]以上引文见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7、219、232—233、244、255、257、258、261页。

  [4]齐卫平等著:《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页。

  [5]李颖编:《从一大到十七大》(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194页。

  [6]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255、219、239页。

  [7]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64、66、67页。

  [8]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255页。

  [9]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9页。

  [10]李君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75—76页。

  [11]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1922年第2期。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