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论文精选

从宣传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

——论中共四大对党的建设探索及历史性贡献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111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依据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针对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党的建设进行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首次对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给予了明确阐述,站在建设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度深刻阐述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扩大党员数量”、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党的宣传工作和加强中央机关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正确的思路,从而在党的建设史上开始了从单纯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向工农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的大群众政党思路的转变,为党由宣传小团体到建设成强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中共四大对党的建设的探索的积极成果,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宝库,开创了党的建设的新局面。

一、中共四大前夕党的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自身建设。在短短几年内,党的组织和队伍不断扩大,思想理论建设深入发展,党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但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发展和大革命高潮的来临,党的建设的状况还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亟待进一步加强。

(一)党的组织和队伍有所发展,但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

1921年党刚刚成立之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机构只有组织和宣传两个机构,地方上没有组织。待到一年后的中共二大,党员人数还将近200人,中央有三个机构,增加了一个妇女部。[1]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力量依然很弱小。直到中共三大之前,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三大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大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同时也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2]这是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决策。国共合作虽然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由于党起初集中全部精力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加之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中共三大及其以后半年多时间里,中共在帮助国民党开展工作和发展组织的同时,却忽视了自身的工作和组织,使党的发展出现了停顿徘徊的状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党员数量下降的趋势。192311月和19242月召开的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不仅没有扭转中共忽视党组织建设问题,反而继续通过决议以扩大国民党组织为首要任务,而中国共产党则仅为国民党中的一个秘密组织,这使党的领导陷入软弱涣散的状态。为改变此种状况,中共中央在19245月于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向,强调“巩固我们党的重要。”[3]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特别指出,我们的党,在国民革命运动里“要求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4]并着重提出在大产业工人中扩大党的任务,认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必须使我们的党,不但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惟一组织。”[5]此次会议以后,党的组织获得较快的发展。到党的四大前,党员发展到近千人,比三大时增加了一倍多。但这时的党还只设立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尚未建立基层组织。这种情况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

四大前夕中共党员的数量、构成和分布情况表

时间

党员人数

党员构成

 

备注

19217

57

绝大多数为知识分子

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个别成员在日本、法国

 

19227

195

其中工人21人,妇女4

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留俄8人,留日4人,留法2人,留德8人,留美1

 

19236

420

其中工人164

广东、上海、北京、长沙、安源、长辛店、唐山、济南、浦口、杭州、汉口,另有44人在国外,10人在狱中

 

1924年上半年

650

其中工人260人左右,占总数的40

汉口地方有党员47人,上海有47人,湘区有149人,京区有75人,山东有17

同年5月部分地区的报告

19251

994

其中工人占总数的50%以上

 

 

资料来源: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70671页。

(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有很大发展,但在国共合作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党如何加强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仍需进一步探索

党的一大确定党的纲领为实现共产主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6]。由于当时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特点还缺乏认识,没有能够认识到中国当时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还不能够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一大党的纲领只是党的最高纲领。党的二大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并且由此科学的判断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纲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明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克服了一大纲领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足。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初步形成。1924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不仅使国民党获得新生,而且使共产党得以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从而推动了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但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愈演愈烈。那么,在此种背景下,要不要以及如何加强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就成为党必须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党的政治宣传工作有了很大改进,但宣传教育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进一步加强

1921年党成立以来,党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并在宣传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中央机关成立人民出版社,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至19226月,共出版15种,每种印数3000册。除此之外,党还非常重视发挥各种党、团刊物的宣传教育作用。党的三大以后,党的宣传机构和党报党刊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和组织社会各阶层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发挥了党的宣传教育作用,“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7]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四大前夕党的宣传工作的不足和缺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二是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三是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致使无产阶级的文化在他们中间尚很少发生影响。[8]党在宣传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影响和制约了党在民主革命中领导作用的发挥和在群众中影响力的扩大,确有重新整顿的必要。

总之,在四大前夕,党无论在组织发展、队伍建设,还是思想理论建设、宣传教育工作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由于对自身建设重视不够,措施还不够得力,党还未能摆脱关闭主义倾向,由宣传小团体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因此,党的自身建设的状况还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亟待进一步加强。

二、中共四大对党的建设的探索及贡献

中共四大,是在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形势下,为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而召开的一次大会。这次大会依据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针对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对党的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措施,使党的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党的理论建设取得新突破

党的四大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9]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大会还总结了同国民党合作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合作中的“左”的特别是右的倾向,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党的四大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认识虽然是初步的,但它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国革命的根本性问题,并为全党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全面正确和成熟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一个刚刚建立几年的党,提出这样的关系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其意义是巨大和深远的。正是党的“四大”统一了全党在领导权问题上的思想,党中央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具体应用了这些思想和政策方针(加强了对革命群众运动的领导)才有工人运动的重大发展,才有上海的二月工潮以及“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反帝运动的掀起,它拉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二)重视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建设群众性的政党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由于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因而必须解决自身的组织建设问题,以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来保证领导权的取得与实现。为此,四大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在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把党的组织问题提高到“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的高度,会议特别强调:“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不迅速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10]把党的组织工作提到如此高度,在党的发展过程中还是第一次。为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大会明确提出了“扩大党员数量”、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转向自身的组织建设,将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从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转移到党的支部建设上来,并为此决定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大会决定,为着扩大我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未建有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也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接收入党,建立党的支部。大会提出,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即使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党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

第二,为了强固党的基础,并有利于扩大党的力量,中共四大又对党章进行了两个重大修改,一是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党小组改为党支部,“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11]二是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体现了对支部地位与作用的重视,其对党的建设的影响深远,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人、贫农和一般革命分子入党。四大对有的地方党组织吸收党员必须经过“十人团”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做法提出批评,指出这“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决定简化入党程序,使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能够“直接加入本党”。 [12]

第四,加强中央组织部。针对中央指导地方组织不力的状况,四大决定:“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13]并规定地方执行委员会也要相应成立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应设有统计分配及交通。并规定组织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立一个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的机关,使党的印刷品能够经常地传布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并强调设立这一机关是本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

第五,组织党团。在国民党和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组织中共的党团,以便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

重视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中共四大的一个重要特色,其关于组织工作的决定,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党的生存发展及一切公开的秘密的运动能否依靠党的计划进行,都视组织工作是否得力”,“认识组织问题是什么及其重要,可以说是本党第四次大会重大进步之一。” [14]

(三)突出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通过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党的宣传工作的发动

大会针对三大以后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重视资产阶级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右倾错误,指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为此,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鉴于以往“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的弱点,《议决案》强调了党内教育的重点有三项:第一,理论教育。“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第二,政策教育。决议批评了以往“党报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因此要求各级党组织务必加强对党员的政策教育,以免“我们党员在国民党机关报上常常有批评本党或更有不满意或误解本党政策的奇怪议论发生”。第三,思想教育。决议批评了党过去在党员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很少注意共产主义宣传,“致使无产阶级的文化在他们中间尚很少发生影响”。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大会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在中央设立专门的宣传部负责宣传工作;加强编译工作,在中宣部下设立中央编译委员会;办好党报党刊,使之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重要宣传阵地;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或其他临时的讲演讨论会,以扩大共产主义运动;重申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

(四)决定加强中央机关建设,选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党的最高指导机关,其机关是否健全、能否形成坚强的领导集体,对党的发展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至关重要。为加强中央领导机关建设,理顺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四大修改党章,将“委员长”改为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15]这其中重要变化有三:第一,将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称改为“总书记”,将原各级执委会委员长改称“书记”。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从四大起正式设立,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将“总书记”规定为中央委员会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第二,明确规定总书记是“总理全国党务”,第一次采用“全国”一词决非偶然,表明四大代表们对党发展壮大为全国性政党的决心和信心。第三,将二大、三大党章规定的“其他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与“分掌职务”,明确改为“分掌党务”。 一字之别,却强调了中央执行委员们首先的根本的任务,是重视抓好本党党务组织、宣传教育和各项运动。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决定建立强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并成立相应的组织和宣传机关。为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大会决定在中央工农部内设职工运动委员会。中央各相关机关的设立和健全,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奠定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

选举中央委员会,是四大的一项重要议程。大会经过充分酝酿,选出由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本届中央委员会平均年龄32.6岁,9人出身工农家庭,占64.3%;工人党员4人,28.6%。总体上看,本届中央委员会来源较为广泛,素质水平高,领导能力强,工作经验较为丰富,此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届领导集体不负众望,带领全党坚持实行国共合作,领导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总之,党的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中共四大开创了党的建设的新阶段

19251月中共四大的召开,开创了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在其后2年多的时间中,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在扩大,成为推动大革命运动走向高潮的重要因素。

(一)党的队伍迅速壮大,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党的四大后,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四大提出的“扩大党员数量”、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提出了发展党员的要求。正是在中央号召的推动下,在革命斗争的高潮中,党的队伍在大革命后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党员人数,在1925年四大时还不足1000人,到同年10月就增加到3000人,到192611月已发展到18000多人,而到19274月更猛增到近60000人。总之,四大后的短短2年多的时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近60倍,是中共历史上党员人数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党的政治影响比数量的增加更快”。“在党的领导之下,……二百八十余万工人与九百余万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五大自豪地宣布,本党“已经变成真正群众的党了”、“成为全国工农的领袖”[16]

(二)强化党内思想教育,扩大了党的宣传阵地

党员队伍的扩大,新党员数量的增加,迫切需要通过党内的教育以提高党员的质量,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此,中共中央及各级党的组织充分认识到加强党内教育的重要性,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党内的教育,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党的四大以后,各级党组织对党员主要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教育: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和党的政策的教育;⑵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⑶进行应当怎样工作的教育;⑷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⑸进行贪污腐化的教育和斗争,等等。这些思想教育工作,主要是在基层组织的生活中进行的。举办党校,也是教育党员、培养党的干部的重要形式之一。四大明确提出“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的任务。党的四届二中全会要求各地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一种地委下面的普通党校,其任务是训练工人党员,造成群众的鼓动员;一种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其任务是训练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党员,培养领导干部。通过上述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党员的素质和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基本适应了大革命高潮的需要。

在加强党内教育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还非常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努力扩大党的宣传阵地,扩大党的宣传和共产主义的影响。到五大前夕,党的宣传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党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行量达到3万份,党组织较发展和工作较活跃的主要省区,都有了自己的出版物。[17]

(三)扩大和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各级组织是发挥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凝聚党的力量的重要载体。因此,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四大及1926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都强调了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18]“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止于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换言之便是: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19]而组织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和健全党的机关和各级党的组织。正是由于党具有加强组织建设的高度自觉,党的中央组织机构不断完善,地方基层组织相继建立,战斗力逐渐增强。到五大召开时,党的组织几乎遍及全国(全国各省,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以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员。)[20],成为全国性、有影响的大党。

中共四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使党开始走上群众性政党的道路。蔡和森曾对中共早期走过的道路作过一个分析,认为党先是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然后再由政党形成阶级群众的党。而其中由一般政党形成为阶级群众党的起点,正是中共四大。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广大的道路。以前党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在党的本身来说尚有小小困难和党内部时常发生问题。但到中共四大时,“党的政治组织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21]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22]彭述之在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也认为自经四大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23]

总之,中共四大在党的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和总结四大对党的建设的探索历程及其贡献,不仅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且对于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高级讲师

 



[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 19 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227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243页。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244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3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55-256页。

[9]中共四大史料编制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 38-40页。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379页。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380页。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381页。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381页。

[14]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34页。

[15]中共四大史料编制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 79 页。

[1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一九二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

[17]彭穗宁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纲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46-47页。

[1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

[20]彭穗宁等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纲要》,第18页。

[21]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22]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57页。

[23]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