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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对群众团体的认识和发展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等一系列文件,决定进一步创立和组织工人、农民、妇女等群众团体,加大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和指导力度。四大以后,党以各种组织为载体,不断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取得丰硕的成果,为党如何有效领导各群众团体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深刻认识和充分肯定农民、知识分子、妇女等作用,创立和深入各种群众团体,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各种组织。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提出要把工农士兵组织起来,“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921年11月陈独秀签署发布《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的党组织必须在1922年7月前“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并通告中央已决议“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1921年8月16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专门从事工人运动,经过艰苦、踏实的开拓工作,组建了许多新兴工会组织,迎来了工运的新高潮。面对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第三时期[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提出工人阶级要“达到领导者的地位,督促其他阶级前进”,“自身就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2]。为此,大会后所要做的重要工作:要特别注重产业工人的运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检讨铁路总工会“没有获得真正群众的基础”,强调以后要“派人到各路进行下层组织”;应利用各种机会恢复原有被封各路工会;应在未曾组织的沪杭、沪宁、中东、南满各路速进行组织等。

  建党初期,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工人中建立基础,还未来得及组织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指出农民“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并提出了开展农民运动限田运动、组织农民消费合作社、限制租额运动、开垦荒地等几项政策。[3]遗憾的是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以后也未在实际工作中开展。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并强调农民“占非常重要地位”,无产阶级的责任是“唤醒农民”[4],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5]但是还未直接作出从事农民运动的计划。中共四大通过《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6]所以“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主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7]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把农民问题提高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地位来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加快在农民中组织的进程。第二次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但人员一直没有配备,直到1926年11月才由毛泽东任该委员会书记)。1925年10月10日第一次发表了《告农民书》,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并列出了详细的组织办法。[8]农民运动在一些地方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四大高度重视妇女组织的发展。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但没有提出组织妇女运动的具体办法。就连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成立妇女部的指示,《决议》也只是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尽快的时期内实现”[9],没有立即去实施。对此,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提到“我们党的女党员只有十三人。中国的妇女运动还很不发展”、“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还太少”。[10]此后,三大专门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了要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一种妇女出版物等。但会后实施仍不够理想,关于妇女组织的问题仍没有实际措施。在四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回顾历史,指出:“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自从五四以来在社会上已时起时伏,尤其近一年来在国民党妇女运动中,最近在国民会议运动中我们更明显地看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特别是女学生已渐渐有倾向革命之可能。我们妇女同志除努力参加外更应切实指导这种工作使之日趋于革命化。”此外,还需要注意劳动妇女,“劳动妇女运动在中国虽及其幼稚,但三四年来女风潮发生之多已表示出他们实具有了原始的阶级争斗能力”,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针对各地女党员人数少的现状,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发展女党员,要设立妇女部使妇女运动有专门的负责机关。党的妇女部在公开的妇女团体中要积极活动。一是要在国民党的妇女部中活动,要“设法使女党员在该党妇女部中工作,以便施展本党妇女运动的记画。其由本党党员主持之国民党党部,其妇女部更应受本党指挥。”二是要组织无党派的妇女团体。“有党派关系的妇女团体每易使一般妇女怀疑畏惧,不敢接近,故单靠国民党妇女部做公开的活动还是不够。因此,吸收妇女中进步分子组织无党的妇女团体在客观上十分必要。”要推动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展,以达到组织全国妇女组织的目的。还有特别注意在女学校中发展组织。[11]

  知识分子方面,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中共四大强调:“殖民地运动中的智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12]对于知识分子中的活跃分子青年以及青年运动的组织问题,中共四大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一是要求青年团吸收更多的青年加入组织,尽量扩大组织。为此,青年工人方面,“须组织俱乐部、学校……等机关以与青年工人接触”,青年农民方面,“在已有农民组织的地方,应利用这种组织做青年农民的宣传并可着手做组织的工作”,学生方面,“应有长期的宣传工作,根据于他们的状况的宣传,和引导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3]二是与各青年团体联合,在当时的中国,已有各种青年团体,如新学生社、非基督教同盟等,“联合各地青年团体成为一种非政党的全国青年的联合以便指导中国青年运动。”三还要在各地组织青年团体,“并在已成立的青年团体中达到指导的地位”,以便“在将来联合的团体中能获得指导的地位而能指挥中国一般的青年运动”。[14]

  二、肯定和重视工人互助会等灰色组织和“会党”等秘密组织,拓展了党的群众空间

  中国工会运动的原始阶段,就是行帮、会党。刚刚诞生的中国工人阶级,在行帮、会党的率领下,组织了很多有名的经济罢工;并在历次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在孙中山多次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行帮、会党成为党争取、改造的对象,并开始对其固有的反动、消极因素进行坚决斗争。陈独秀、李中于1920年10月,在准备成立上海机器工会时就强调指出:发动本会的宗旨有五条,其中有一条是“不要变为同乡观念的工会”。[15]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成立后,更反复详尽、鲜明地规定工会组建首先和根本的原则,是产业组合。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纷纷深入铁路、海员、纺织等厂矿、企业,说服和动员帮口和会党统治下的工人,参加新的、真正的工会组织。如:安源的路矿工会、江岸的铁路工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直注意利用原有的工会进行斗争。比如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指出: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须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较进步的行会里,共产党也必须进内去活动。……很守旧的行会和资产阶级为愚弄工人起见所组织的团体、俱乐部、学校等,共产党也要进去活动,在里面组织小团体。[16]中共四大则明确指出:“纠正那种主张不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发生关系的左稚病”。[17]行会组织是务必要改进到新式工会的形式,但“亦须记着工会是广大群众的组织,亦须斟酌该处实在情形决定他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18]在现有的组织中,“一切反动形势之下固然可以先组织工人互助会、俱乐部等灰色组织,以进行职工运动”。[19]1925年5月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的决议案》,针对“在中国目前还只是广东一省比较自由,工会可以公开的活动,其他各省因政治情形各有不同,工会或者半公开的存在,或者简直秘密的存在,至于公开的工会活动很少可能,或受限制,或被干禁”,提出“要利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如办夜学校、协作社等,去做职工运动的工作,这种公开的工作,只要办得到,我们就要利用这些工作,为工人组织的秘密发展。”[20]

  与此同时,四大对于“匪”、会党的认识有了飞跃。对“匪”的认识,二大、三大都不客观。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及“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认为土匪是农民生活穷困的原因之一,因果倒置。在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锁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认为土匪是敌人,和二大的认识基本一致。相较而言,中共四大对“匪”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大会指出:“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21]认为土匪出自农民和手工业者,具有革命性,首次对会党有了肯定的评价。大会详细分析了土匪的种类和制定相应的对策:有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这类土匪当予以适当的联络;有被地主利用压迫农民的,对于这类土匪我们只能用反对地主压迫之口号去对付他,但不宜专门攻击土匪,使农民与失业农民(即土匪)互相屠杀、互相积怨,以中土豪之奸计,尤其紧要者要当土匪被利用来攻农民时,我们一面以武力对抗,一面须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22]

  区别对待土匪和秘密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扩大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方面认识的一次飞跃,为以后实践奠定了基础。以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会党、匪的认识不断取得突破。比如对青帮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国,青帮拥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其成员包括船夫、码头工人、交通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店员学徒以及军警、自由职业者、小职员等,在中国下层社会中具有很大的潜伏势力。邓中夏就认为参加青红帮的工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参加帮会,多半是一时认识不清,只要好好教育,我想他们是会跟我们走的”。[23]1925底年,毛泽东指出:青帮和哥老会同样是广大游民无产者“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24]1927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以后明确提出“会党(哥老会等类组织)原来是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压迫的组织”,“农协应取得他们的群众”。“农协中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会党。可介绍会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会党中有阶级觉悟的应介绍加入本党。”[25]不仅要联络会党,而且要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一再指示白区中共工运工作者,“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来公开地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他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都要利用。”[26]到抗日战争时期,1936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和1940年12月25日《中央关于哥老会清帮工作的初步指示》,对哥老会等会党的统战战线成为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建立和加强工厂小组、支部和党团等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对群众团体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注意对群众团体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将工会“组织强有力的团体”,在国民党的工会里“渐成势力”,但是,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方式、方法,和措施。陈独秀在四大检讨之前的工作,指出:“本党过去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27]针对这种现状,中国共产党在四大中提出在群众中建立“工厂小组”、支部和党团组织建设,进一步密切联系了群众,加强了党对群众基层组织的领导。

  首先,在群众团体尤其是工厂中建立小组。会议提出:“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并须组织工人小组(工会小组),取得群众信仰以备彻底改组这种工会”。[28]工会小组的缘起,据邓中夏回忆说,1924年的上半年,工人运动处于消沉期中,如何组织工会成为最苦恼的问题。这是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来中国,两方讨论后,决定成立秘密小组。[29]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之所以提出要着手实行工厂小组的工作,源于只有小组“能真正深入群众”,“这种工会方能在群众中有深切的关系及巩固的基础,不至于像以前一样,遇着反动潮流便完全瓦解”,“能保证我们对于工会反动派的胜利,而确立我们职工运动的基础”,所以决定“在每一个工厂或作坊中,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以组织起来”。[30]大会明确小组的职能,认为“小组为严重压迫之下的一种秘密组织,也就是我们职工运动发展的原动力”,强调小组多种职能:(一)富有生命力的能够潜伏工作组织,“可以避免厂家的压迫,即使厂家发现了这种组织,亦不能消灭全部,除了工厂倒闭或将全部工人开除,才能消灭全部组织”;(二)工厂工作的核心,在未有工厂委员会之前,“是工厂的核心,负有组织工厂委员会的责任,随时做广泛的组织工会的宣传和鼓动,并利用工厂压迫工人的事实,引导全厂工人起来反抗,以集合群众而扩大组织”;(三)指挥工人运动的组织,在未有工厂委员会时,工厂临时发生冲突及其他行动,小组可以“参与来指挥全厂工人而奋斗”;(四)号召工人加入工会,“引导部分或全厂的工人奋斗,而能得着胜利,在组织上定能有发展的可能,使大多数工人加入工会运动”;(五)可以过渡到工厂委员会,“发展到二组以上,就可起来组织工厂委员会”。[31]大会提出“小组不但是训练工人的单位,也就是培养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养成所”[32],训练方法即是每一星期或两星期开一次会,开会时要使每个组员都能到工厂开会。会议的讨论材料应是工厂发生的事件,组员都应有报告,展开讨论和批评,阶级斗争的理论作指导灌输劳动常识和政治常识。

  其次,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支部。邓中夏在检讨19世纪20年代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之所以失败时,指出当时党犯了一个极大错误,就是“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33]1922年至1925年,李立三、刘少奇和毛泽东赴安源,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产业支部,进而发展到15个,正因为有这些支部在各工会团体起到了核心与骨干作用,安源工人运动成为全国的旗帜。对比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加强支部工作的重要性。“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是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群众领导,方才能有保障——而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34]

  为加强基层工作和加快党支部建设,四大通过《对于这种问题之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明确提出支部建设的原则:第一,支部的设立“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特殊情况如“在小手工业者和商工业的办事人中,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192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9页)这就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按产业部门、居住地设置党的基层组织的原则,使党的组织扎根于社会组织的最基层,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最直接的联系,这样党能更好地团结和动员群众,顺利完成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治任务。这一规定与原先以地域为单位设立党的基层组织相比,明确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为后来的“支部建在连上”奠定了基础。第二,基层组织的人数。改变以前的“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第一次明确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属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属于中央”。[35]这一规定,更有利于党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更有利于党的基层组织渗透到社会各个细胞中去,因此沿用至今。第三,支部的工作职责。指出不能局限于教育党员和吸收党员,还要从事宣传和教育、组织工作,“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在企业中,要善于利用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冲突,鼓动、帮助工人进行罢工活动,“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同时还提出要求“每一支部或几个支部在一块时,应有有经验的党员指导党的工作”。[36]这就要求党的支部必须经常地用党的政治主张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并组织和带领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再次,建立党团。中国共产党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第四次大会提出在小资产阶级的党派中发展党员、建立党团,借鉴俄共(布)党团制度,并将这一制度运用于工会等常设组织中。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对党团的最早规定出现在1924年9月颁发的《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文件规定:各地C.P.和S.Y.在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应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C.P.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之,但党团开会时,S.Y.地委或区委须派一人出席”[37]但党团作为一种组织开展实际工作却要早于文件规定。1923年6月,中共湘区执委派人到水口山建立了中共水口山党团,这是中共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团。罢工的胜利离不开党在工人中的组织建设和领导。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说:“中国矿山虽多,惟有全部组织的,只江西之安源及湖南之水口山二处……水口山铅矿罢工,其雄壮不亚于安源”。[38]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39]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决议中对党团问题作出规定,党团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组织形式。以后又指示,如果这些团体中不设常设的党团,也应在团体举行特别会议时组织临时党团。[40]

  四大后党团成为党动员和组织工人罢工的领导机构,建立党团来领导工人运动的做法在以后的多次罢工斗争中都被沿袭下来。如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及其党团,邓中夏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顾问和工人纠察队训育长,李森任党团副书记,罢工委员会党团成为罢工运动的领导核心。6月上旬,中共广东临委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派李森、刘尔崧、冯菊坡、施卜、林伟民、陈延年组成“党团”,到广州沙面发动工人罢工。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总结经验,要求“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的智识阶级团体里,组织我们的支部和党团”。[41]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对党团的地位、作用、任务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党团的作用是为实现党的政策,加重党的影响于各种非党的组织,如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种社会团体里,和党的支部组织及作用均不同。”它“在各级党的机关之下成立,并受其管理;从中央至支部干事会,有各级的各种性质的党团。”[42]党团的出现,适应了党的群众工作的需要,党团设立于非党组织之中,直接面对非党群众,可以更多地了解和反映非党组织中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从而有助于推动群众组织和团体更好地贯彻和实现党的主张,从组织上保证党的路线纲领能够实现的一项有力措施。

  四、结语

  四大以后,党迅速深入到群众中去,走上了领导群众的道路,取得丰硕成果。彭述之即指出,经过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43]蔡和森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第四次大会时,革命的情形就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44]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在当时已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特别是在中共四大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全国范围的“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势力,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觉醒。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处长、助理研究员)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26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199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5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65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3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44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09-517页。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389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的选编》第2册,第245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1-252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6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47-249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48页。

  [15]王尔玺:《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55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08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60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33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60-361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18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想选编》第2册,第243页。

  [23]魏巍、钱小惠:《邓中夏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中央文献选编》第4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326页

  [2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5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30页。

  [29]《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33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34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33-234页。

  [33]《邓中夏文集》第458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30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63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9页。

  [3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7页。

  [38]《邓中夏文集》第449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60页。

  [4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51页。

  [4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4页。

  [4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43]《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44]《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