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论文精选

发动群众成为中共四大中心议题的历史语境

  1924年12月19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写信给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通报中国共产党的近况,他谈到了即将召开的中共四大。维经斯基直言:“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云云。[1]这不啻揭橥了中共四大的会议主题,极有利于人们对此次会议精神的把握。然而,新时期以来相关史述与研究对此却有所忽略,更看重该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等内容,少数个别研究对中共四大重视群众问题的历史语境还原做得明显不够。事实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2]中国共产党所以最终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群众路线的探索实践是至关重要的致胜之道之一,其作用延续于当代。而发动群众正是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此次党的全国大会构成群众路线发展的重要环节。对此进行历史语境还原,具有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群众时代的群众理念传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首重工人群众

  步入近代,随着科学民主观念的普及与群众力量的崛起,宿命论、英雄史观受到强力挑战,政治家、思想家开始重新认识群众在历史上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19世纪末,法国学者勒庞以专书论述了群体的日益重要性,他用学术语言宣告了“群众时代”的到来。[3]如此群众政治学观念在20世纪初开始东传入华,[4]十月革命胜利推动了这种观念的传播,五四运动更是促使中国有识之士对群众力量的普遍觉醒。

  李大钊1916年5月15日发表《民彝与政治》,即主张“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民彝”体现人民意志、象征人民权利,“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李大钊发表《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1918年7月15日),判定“大……主义”的失败与民主主义的胜利,已在民彝思想基础上添加了十月革命的因素。随后发表的《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宣扬“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以“庶民”为中介,将民主主义与“劳工”相接通,[5]初步显露了马列主义的影响。

  翌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与学生罢课相协进,北洋政府面临中国政治前所未有的民意压力。经过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洗礼,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群众刮目相看。1920年9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7卷第16号“读者论坛”,刊登了“诚之”署名文章《对于群众运动之感想》对五四群众运动加以反思。同年发表的“矫稿”署名文章《群众运动基于正谊公道》,则鄙弃军阀官僚政客,看好群众运动能解决政治乱象。[6]法国勒庞那本研究群众心理的开山之作,早在1915年就在中国有所译介,[7]1920年该译著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书名译为《群众心理》。[8]此后,一版再版,对于普及群众观念与推进群众心理学研究的作用不可小觑。

  五四群众运动对于后来长时间左右中国政治格局的两大革命党都发生了积极影响。五四运动爆发之际,孙中山正埋头著述、准备以学说启发民智,他指示助手回复在上海从事民运的国民党人要“再接再厉,唤醒国魂”。[9]此后,他又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0]不过,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党向来“坚持革命领导基层的精英主义”,[11]习惯在各种政治势力间纵横捭阖。孙中山终其一生未能完全摆脱英雄史观,但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也给群众留出了一席尊位。他将人分为“先知先觉”的发明家,“后知后觉”的鼓吹家,以及“不知不觉”的实行家三类,认为世界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缺一不可,后者便是指群众。[12]然而,如此观念还是未能摆正群众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为此也就没在根本上厚植国民党的群众基础。

  在五四运动大潮孕生的中国共产党,则接受了马列主义经典学说。李大钊信仰马克思主义后进一步认同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人翁地位:“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坚信一切反动势力“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13]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发表《除三害》,视军人、官位、政客为中国三害,主张组织“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扫除此祸害,[14]已认识到群众对现代政治的重要性。经历散发《告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的摧折,陈独秀愈趋激进,年底12月1日发表《〈新青年〉宣言》,主张“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进而倡导:“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至此民众在陈独秀这里已上升为政治的主体。同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呼吁“无产的劳动阶级”要“有努力改善这境遇的觉悟”,虽未倡导阶级斗争,但已揭橥20世纪民主“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15]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括群众观开始楔入陈独秀的思想。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两位党的创始人思想跃进,带动早期共产党人在创建过程中积极探索实践群众路线。陈独秀重返上海,很快投身到联络指导工运的社会实践中去。马克思主义与工运实践相结合,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水到渠成。1920年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宣称“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能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如此群众观与走俄式革命道路二而为一。值得注意的是,比如,“宣言”就将“劳动群众”与“无产阶级”划上等号。[16]同年12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第2号刊登了P.生(沈雁冰)译《美国共产党宣言》,其中专有一节“群众行动”:“经过劳工阶级底革命的群众行动,资本主义的国家底权力可以推翻,劳工阶级的政府可得成立。”[17]也将群众锁定于劳工阶级,折射出共产党人在苏俄革命影响下首重工人群众的观念。

  如此群众观在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得以贯彻。会后成立的中央局主要开展两类工作: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人群众是重中之重。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还专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在共产国际看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小组”,“它们借助于合法和非法组建的工会,借助于争得青年学生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逐步渗透到工人群众当中”,存在的最大问题还是“脱离群众”。[18]

  国共合作致使两党群众基础发生逆转,中共四大前复杂的政治背景

  为了弥补以往的不足,中共二大为全党确立了“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的任务目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且“群众”概念已从无产阶级扩展到工、农(《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然而,这一战略目标却因为“斯内夫利特战略”的加速实施而被延宕。其关键在于马林凭借共产国际的权威,迫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苏联与共产国际为此将援华重点放在国民党一边,在提供军援的同时加大了以苏式群众政治文化改造国民党的力度;共产党人倾心投入,以国民党名义组织开展群众运动,极大地增强了国民党的群众性,而先人后己、慎重募员的组织发展模式反而限制了自己的壮大,建成群众党的任务一时悬置。

  早在1921年底,马林就开始谋划国共合作。他南下会见孙中山,“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等”。[20]翌年8月25日,马林作为越飞的代表在上海与孙中山再度晤谈,又劝对方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收复广州,而应以上海为基础展开发动工农群众的宣传运动。孙中山请马林在国民党中委会阐述群众运动的观点,以说服国民党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21]基于此,1923年初《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孙中山宣告:“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云云(《中国国民党宣言》)。[22]如此群众观摆明是向列宁政党看齐,但孙中山未能马上做到知行合一。

  继马林之后,受命来华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作的鲍罗廷,发现孙中山仍“醉心于军事‘冒险’”,他致力于说服国民党核心层重视群众工作,并以此新的政党模式来改造国民党。[23]由此,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和妇女部等组织领导民众运动的机关随后成立;民众运动的广泛开展,为全国呈现革命态势作了很好的铺垫。

  共产党人为国民革命组织发动广大群众,立下了汗马功劳。早在中共三大后不久,陈独秀就向共产国际明确表态:“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24]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成立的各部,共产党人多任副职。按照主职务虚、副职务实的党政惯例,也可见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充当了中国革命的“苦力”。[25]然而,在国民党右派看来,这却成为共产党侵夺国民党势力的罪状:“一切农会工会,受国民政府的保护而成立的,如果没有本党,农会工会,决无从存在,然而共产党人,却打着本党的旗帜,钻入农会、工会里面,暗中布置他们的党羽,渐渐的将农会、工会把持住了,反而对农工群众说,国民党是不能代表农工利益的,代表农工利益的只有共产党”。[26]

  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多为该党元老人物,他们其中不乏社会主义学说的关切者,像张继当初还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推进者,但是党内合作模式激发了他们的组织危机感,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借重又侵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苏联驻兵蒙古、承认北京政府更增加了他们反对联俄的理由。[27]右派势力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就有所发难,国共合作“蜜月期”展开未久,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张继、谢持即在邓泽如的唆使下,以上海为前沿观察所,搜集所谓证据,三人联手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执委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鲍罗廷、瞿秋白等人的退让,让身在上海的陈独秀怒不可遏,他在与毛泽东联名向全党发文警示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之余,还起意提早召开中共四大,解决国共合作后产生的问题。[28]

  受弹劾共产党案的影响,各地国民党的反共情绪持续发酵。中共中央所在的上海,赞成“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黎磊、邵力子遭到殴辱,天后宫流血事件接踵而至,上海执行部国共斗争白热化。共产党人坚决反击,上海执行部的国民党负责人叶楚伧弃职而走,中共中央已在酝酿以共产党人为主的上海执行部新负责人选名单,[29]国共合作的政治载体在上海滑向破裂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维经斯基那年12月初来沪召开会议,纠正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同时,又鼓励中共中央坚持阶级路线。维经斯基代表了与马林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30]他着力维护联合战线,又要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发展,可谓是共产国际政策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事实上,早在1922年底,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作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该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参加工人阶级斗争中“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的不足;要求“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31]这分明是对中共二大建成“群众党”任务目标的首肯。

  而马林在西湖会议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国际的政策预设大相径庭。事后,马林从中国赶回莫斯科,为自己辩解:“那些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32]马林所言并非违心之语,早在中共一大结束不久,他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不能局限于在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中活动”,“更重要的是要在广大劳苦群众中发动民主革命运动,要在政治舞台上展开新型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言语间多少流露出恨铁不成钢之意,实者欲速而不达,在中国同志看来,“马林的意见是看不起中国共产党,对他有些反感”。[33]两不对付,这应是马林很快将工作重心转到国民党的根源所在。

  马林1922年底返苏前就与越飞拟定《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强调要“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34]面对一线操作者的擅自作主,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有意平息内部的纷争:既认可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条件下应留在国民党内,又强调“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35]后者不失为对“斯内夫利特战略”缺陷的一种补救。

  为防止马林一意孤行,1923年5月23日,维经斯基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委托起草给出席中共三大的国际代表的指示草案,要求马林“应该严格遵循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大会后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决定。”该草案经布哈林修改,突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36]但当维经斯基携此指示来到中国已是7月下旬,[37]中共三大在马林号召“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误导下结束多时。

  维经斯基只能做补救工作,1924年5月他在上海指导召开了中共中央在“三大”后的第一次扩大执委会会议,要求共产党在“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然而,与会者对此会议精神多所忽略,各地方党员更是“未有充分了解”,[38]为此缺乏实践的主动性。于是,组织发展群众党的使命历史性地交到了中共四大。而国共合作初始即起的剧烈政治摩擦,无疑为中国共产党上了深刻的一课,尖锐地提醒年轻的共产党人培植自身实力的重要性,贯彻落实共产国际有关将中国共产党建成群众性政党的指示要求至此水到渠成。

  中共四大的群众路线主题

  中共四大的大会贡献浓缩于大会通过的14份会议文件。从群众路线视角重读这些历史文献,就会发现群众主题确实是大会文件的鲜明主旨。维经斯基为大会预设的中心议题,不仅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且有着更为深广的体现。

  中共四大关于工、农、青、妇的4个群众运动议决案,突出地体现了指导群众运动的纲领性、实践性与拓展性。就工运而言,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首揭“工人组织”工作的重要性,中共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明确开展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中共三大面临二七大罢工失败的工运低潮,其《劳动运动议决案》侧重对一些特定地区工运的指导,篇幅较前缩减一半。[39]至中共四大通过《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篇幅陡增至前几次党代会文字量最大的工运决议案(中共二大文件)的两三倍;在分析“中国职工运动的过去状况及其现在的趋势”的基础上,中共四大的工运决议案深度阐发了“职工运动与民族运动之关系”,论述了“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强调了“职工运动中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并应对“职工运动的组织问题”推介了工厂小组等形式,最后还布置了“职工运动的具体计画”。[40]如此工运决议案紧密结合现实,深剖问题症结要害,谋求积极对策,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更具伟大历史意义的是,中共四大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作出关于农民运动的决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的重视,大体可追溯到中共上海发起组草拟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应是受苏维埃政权的启发。《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语涉农民的党员。尽管中共一大结束不久,沈玄庐已开始领导开展新型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认识到“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并倡导“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并没有作出关于农民运动的专项决议案。中共三大专项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但仅是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农”以反帝反军阀反地痞劣绅,从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41]就是1924年中共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也没提出农民运动的主张。据此可见,中共四大《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是党指导农民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开宗明义,强调农民问题在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重要的地位”,盛赞“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是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特别是阐述了党“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通过回顾1900年以来历史,该议决案明确党领导农民运动的责任。接着,重申上次扩大会议关于宣传组织农民的方法,并有所补充,强调要教育农民,“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此后,文件还探讨了诸多斗争策略问题,比如,口号问题,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反对大地主,对土匪的政策等,便于各级党组织执行。特别是关于扩大农民自卫军的条文,[42]透显了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复杂情境下对武装斗争的初步重视。

  关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中共四大的《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也以超越以往的大篇幅、更强的理论性,以及更为切近现实的指导,突破了中共二大、中共三大有关青运、妇运的决议案内容。《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强调“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摆正党、团二者的关系,并分别对青年工运、青年农运和青年学运作出检讨,给予更为具体的指导,启人思路。《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较以往更具理论概括力,这充分体现在该文件对“本党妇女运动”应贯彻原则的提炼,以及对中国妇女运动过去与现状的回顾分析。至于对“三项入手办法”的介绍,对两种可以居中活动的妇女团体的提示,还有预警避免“无谓的男女界限的争执”,以及适宜的口号的推介,等等,[43]无不显示了该文件超迈以往的实践性。

  发动群众运动、建立深厚的群众基础,同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队伍建设的紧迫性相互激荡。建党以来,寻找真同志,严把信仰关,规范入党程序,再加之大部敌对的社会环境限制,共产党员发展一直处于低速增长期。特别是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承担了扩大国民党组织基础的任务,发展自身组织反而多有顾忌。1924年2月,中共中央三届二次会议通过《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明确:“介绍新分子加入本党时,须十分慎重选择”,“轻率加入多数不健全的分子,不仅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且使本党的组织日渐松懈紊乱。”[44]如此政策运作导致中共党组织建设的停滞,谭平山曾谈道:国民党一大前在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支部,仅过2个多月就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人之众,而中共党员忙于大量事务性工作,组织发展几乎停滞。[45]1924年5月,中共上海地方执委向党中央汇报上海党员不增反减,并分析党员发展迟缓的原因:“(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二)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云云,[46]根源性问题也指向党的自身政策。

  国共既合作又斗争的政治格局激增了共产党加强组织建设的紧迫感,中共四大《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的相关论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此时共产党已深切认识到党的建设与发动群众运动的辩证关系,因为“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为实现“中国劳动群众有觉悟地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斗”,“则有[要]扩大党的数量”。为此,大会作出设立中央组织部等决定,[47]并第二次修正了党章。

  第一次就宣传工作作出全国大会决议,进一步加强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宣传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是六项内容之一,在以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也有涉及,但就宣传工作作出专项决议却是自中共四大始。从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次中执委会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到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制定《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对工农群众的宣传日益重视。中共四大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既是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决议案,更是结合党的工作实际,深刻剖析宣传工作存在的3个问题,其中“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即针对群众而言。除了加强宣传部门,以及统一与强化党内宣传教育,以下三条又是重在宣传发动群众:“在职工运动中的宣传工作”,应切实关注到其文化程度低、“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等条件;“在智识界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各地方不应忽略了利用每个群众集合[会]”。[48]

  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增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群众运动的自觉性。中共四大在党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纠正了中共三大以来的右倾观点,实现了党的革命理论和策略的重大突破。不过,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提法虽有共产国际对中共三大指示的支撑,1924年1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全会又指出“全体同志尽管应该在国民党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49]但无论是共产党还是苏俄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都不能设想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取得政权,即便是军事领导权也不容中共掌握,因此,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这里偏指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为此,中共四大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在阐明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后,最终均落脚于对工农一切劳苦群众利益的维护,对工农组织独立性的维护与势力争夺。[50]这势必然增强党领导群众的自觉意识,加速其成为群众性政党的进程。

  从群众路线发展评估中共四大的历史地位

  就现存党的文献来看,“群众路线”一词最早见于1928年11月李立三的谈话。然而,从思想溯源而言,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直接启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时期对工人群众的关注,这理应是群众路线之源。到中共二大确立“群众党”的目标,倡导“到群众中去”,党的群众路线趋于明晰,但是经过中共三大引导全党全力支撑国民党走向群众化的波折,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独立性减弱了,建设群众性政党的进程几乎停滞。为此,中共四大重议群众路线具有了历史的紧迫性。正因为中共四大的正确决策,促使共产党实现了从小团体到群众党的成功跨越。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六大确立了将“争取群众”作为“现时的总路线”。4月后的1928年11月,李立三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根据党的六大精神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审定陈毅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三处提到“群众路线”。这对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51]当有理论指导借鉴意义。此后,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以至抗日战争时期发表《反对本本主义》、《论持久战》、《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名篇,充分阐述了“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重要思想,着重解决人民战争问题、摆正群众与政权的关系。随着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的群众路线成为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52]这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演进历史,便会发现因为党的阶级属性使然,中国共产党建成群众党的目标及早确立,群众路线可谓是一以贯之;不过,由于其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变迁又有不同的因应,群众路线理论也是与时俱进。在中共二大的“到群众中去”与中共六大的“争取群众”之间,中共四大的大会主旨可概括为发动群众。无疑,中共四大在党的群众路线发展中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所要解决的是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一度迷失群众路线的问题。在理论方面,中共四大在党史上首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极大地鼓舞了共产党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勇气,加强了领导群众运动的自觉性。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共四大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密切结合当时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如何组织发动群众、加强宣传工作、发展群众性党组织等,有了前所未有的切近指导。为此,党的群众路线在进一步丰富思想理论的同时付诸深入的实践。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2页。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3][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杂录:群众之重量》,《大陆报》1904年第7期,第107页。

  [5]《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164,589,595页。

  [6]矫稿:《群众运动基于正谊公道》,《兴华》1920年第17卷第15期。

  [7][法]勒旁氏著、陈承泽译:《群众心理之特征》,《法政杂志(上海)》,1915年第5卷第7期,第1-15页。

  [8][法]黎朋:《群众心理》,商务印书馆1920年9月版。

  [9]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10]杨勇、章征科:《孙中山工农观的转变——基于五四运动前后工农运动的考察》,《桂海论丛》,2011年第5期,第36页。

  [11]陈福霖:《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改组的起源》,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61页。

  [12]《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13]《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页。

  [14]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451页。

  [15]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49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7、486页。

  [17]《共产党》影印本,人民出版社影印,新华书店发行,1954年6月北京印刷,第39页。

  [18]《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86页。

  [1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162、132页。

  [20]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21]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96页。

  [22]《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23]《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69、372页。

  [24]《陈独秀给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2页。

  [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26]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撰科:《中国国民党与农人》,1930年8月版,第61页。转引自魏文享:《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27]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301页。

  [28]《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29页。

  [29]《中共中央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10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35—536页。

  [30]青石:《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百年潮》,1997年第4期,第26页。

  [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61、163页。

  [32]《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22年12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82页。

  [33]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3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06页。

  [35]《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

  [3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51、255页。

  [37]关于中国共产党建成群众性政党的共产国际政策背景,参见张明楚:《“群众性政党”的提出与中共四大的作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78-81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258页。

  [3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4、150-154、261-262页。

  [4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26-238页。

  [4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131、133、263页。

  [4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39-244页。

  [4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45-249、250-253页。

  [4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19-20页。

  [45]《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年2月10日),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4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35页。

  [4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58-261页。

  [4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第254-257页。

  [49]《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2页。

  [50]参见陆米强:《试述中共四大没有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原因》,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四大研究》,《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增刊(2005年),第29-36页。

  [51]韩振峰、纪淑云:《党的群众路线的由来与发展》,《光明日报》2013年7月3日,第11版。

  [52]周之良:《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发展过程探究》,《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4年第22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