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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共四大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蔡和森指出:四大“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1]四大全面地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重新审定国共合作以来的政策和策略,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本文拟对中共四大的历史贡献,略作论述。

  一、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突破

  四大以前,党对于怎样去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如何去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不能给予理论上的正确回答。四大的中心议题就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以及在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进行准备。四大通过的文件表明,党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论提升。正如蔡和森所说:“在第四次大会,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真确,党内的各种错误的倾向也减少了。所以这次大会将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2]四大的主要贡献在于理论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四大以前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从未提出的。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趋向,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目的和作用,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但使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运动“有了新的意义”。强调“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3]张伯简认为:“这个决议案纠正并补足了前两次大会之缺点,指出以后的道路,这个决议案,至少是我们最近几年的罗针。”[4]

  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除了国内外形势的客观条件外,党也有一个逐步探索和认识提高的过程,同时与共产国际的指导也密不可分。

  从认识层面看。党成立后努力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际。一大时,曾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这表明党当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的认识是模糊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二大开始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并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但仍搞不清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及其关系。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联合各阶级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制定了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但许多人过低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这个革命的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能站在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完全忽略了“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5]到四大时,党已意识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6]

  从理论层面看。三大前后,中共领导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逐步转变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瞿秋白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1923年6月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7]9月,他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指出:“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8]1924年11月,邓中夏也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9]这时,陈独秀改变了以往低估工人阶级的想法,指出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特别是彭述之1924年下半年连续发表文章,阐明无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领导者的思想。在《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中指出:“对于国民革命自然要各阶级共同合作,可是领导国民运动的只有工人阶级。”[10]在《目前政局与工人阶级》中,提出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国民革命之真正领导者,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起来作领导才能作到底,才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11]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中指出: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国民革命,那么“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12]以上这些认识,无疑为四大解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从共产国际层面看。早在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提出:“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3]1924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与中共旅莫支部开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提出中国国民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并把国共合作提升到战略意义的高度。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彭述之等一批留俄学生1924年7月从莫斯科奉派回国,把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者地位的指示带回国内。彭述之代表旅莫支部出席了中共四大,是他首先提出“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14]彭述之还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使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得到充分的贯彻。

  总之,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不仅是四大的主题思想与核心内容,也是四大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标志着党在理论和策略上有了重大突破。

  第二,第一次提出了农民同盟军问题。

  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对待农民问题。四大以前,党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把农民看成是国民运动中的“最大的动力”,中国革命要与农民联合,但不清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四大根据列宁主义关于农民同盟军的思想和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是“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的指示,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和明确阐述,第一次提出了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充分肯定了约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懂得了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民族革命取得成功,农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15]

  四大对于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较之二大和三大前进了一大步。大会阐明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不仅把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且把党对农民的领导看作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核心标志。这表明,党已完全“懂得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懂得了进行农民运动的必要性。”[16]

  第三,制定了党领导各项群众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中共三大提出了国民运动是党的中心任务,但党在国共合作以后,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左倾和右倾错误。192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纠正了三大以来的左倾特别是右倾错误。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客观形势给国民革命运动一个猛烈发展的机会。中共利用这一时机,广泛开展国民革命的宣传运动。在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各城市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和制止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三届一次执委会议,明确提出“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17]

  四大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革命形势,号召全国各革命阶级,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指出只有通过召集国民会议,“在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18]并且强调党对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领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为这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基,并且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同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联系起来,规定了今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在《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强调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要加强对工运工作的指导;要开展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要把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结合起来。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在《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强调党的农民政策应做到真正保障农民的利益,组织农民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在《对于青年运动议决案》中,强调青年运动必须在党的指导下开展独立的活动,处理好党团之间的关系,加强对青运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做好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在《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提出应特别注意女工运动,重视妇女运动的宣传工作,各地党组织要多吸收女党员,加强对妇运的训练与指导,在各地设立妇女部。

  第四,初步形成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革命的领导、动力和对象。二大明确了革命对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大确立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初步解决了革命动力问题。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其间,许多共产党人通过积极的实践和理论探索,逐步具备了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基本条件。到四大时,党对中国革命所处时代以及革命的动力、对象、性质、领导权、前途一系列问题,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二大、三大解决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了,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主要表现:一是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所处的时代;二是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三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四是初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可以说,四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一个关节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是党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上和策略上的重大突破,基本上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中最重要的实践问题与理论问题,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二、开始走向群众性政党

  三大提出了要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但在国共合作之初全党致力于建立国民党组织,而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的发展一度陷入停顿徘徊状态,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党员数量下降的趋势。鉴于此,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强调产业工人是党的基础和发展产业工人入党的重要性。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19]会后,党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四大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把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摆在党的工作首位。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20]四大确立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为加强党组织建设,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改进措施。

  第一,提出要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要在全国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依靠革命工人扩大党的队伍上,使之成为群众性政党。四大认为必须扩大党的队伍,引导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及有觉悟的农民投身到革命中去,并吸收他们入党,尤其注重吸收工人入党。指出:“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巩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21]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等问题,均作出相应调整和明确规定。改变了过去吸收党员必须先加入青年团再入党的做法,规定不必经过“青年团而后入党”,提出“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党。”[22]

  第二,加强和改善党的宣传工作。为适应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四大加强和改善了党的宣传工作。决定由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共同组成教育宣传委员会。大会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批评过去党的宣传工作的缺陷,要求重新整顿,加强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强调要加强对全党的马列主义的政策策略的宣传教育,集中力量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秘密党刊)等刊物的出版发行,以及函授马列主义理论和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等方式,普及马列主义和政策策略的宣传。

  第三,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四大之前,党的组织工作情况很不好;如支部不是按生产单位而是按地区建立的;把青年团看作是入党的预备阶段等。四大纠正了这种情况,改为按生产单位建立党的组织;禁止吸收成年工人入团,使党的组织工作发生很大的变化。决定要设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并在国民党及其他重要的政治团体中组织“党团”;党的基本组织由党小组改为党的支部,将过去“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即可组织支部”。[23]

  四大不断纠正过去的编差或缺陷,减少了各种错误倾向,政策上理论上有了明显提高,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转向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将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从地方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转移到党的支部建设上来,成为中共组织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所以,蔡和森指出:“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24]彭述之也指出:“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25]

  四大以后,党的建设不断加强与完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使党在斗争中得到迅猛发展。四大时,全国党员发展到近千人,比三大时增加了一倍多。到1925年10月,党员由四大时的900多人发展到3000人,比四大时增加了两倍。到这年年底,党员人数达到1万人,比年初增加了十倍。

  三、开启国民革命运动的新阶段

  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加快了党走上领导群众的道路。四大提出:“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26]制定出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

  四大以后,党的工作迅速深入到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广大群众中去,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工人罢工和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蔡和森指出:党发展到四大时,“革命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宣传的时期,现在到了行动的时期,即是说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也就是将革命的起点,使党走上领导群众的路上去。”[27]

  四大以后,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反帝运动的革命风暴在全国掀起,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有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达到54万人。党组织发动的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广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余万人,并成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在青年团推动和影响下的各地学生联合会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一切,为即将来临的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和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对四大以来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全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从国民会议、追悼孙中山、‘五卅’运动,刘杨之役以至最近反奉的宣传,均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是这些运动实际指导的中心。在每个政治运动中,中局不曾失去事前指导的机会,尤其是关于‘五卅’运动,能够有发动并扩大的决心与努力,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这是扩大会议认为最满意的。”[28]这一评价,充分证明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四大揭开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的序幕。在中共的领导和影响下,继“五卅”运动之后,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前所未有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及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地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走向了高潮。

  四、中共四大的历史局限性

  任何历史事件或史实,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中共四大也不例外。诚然,我们不应当苛求于前人,但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必须认真总结。由于历史局限和经验不足,四大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第一,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认识还比较模糊,很不完善,特别是受到彭述之“天然领导权思想”的影响比较大。这种“天然领导权”的思想,表面上与陈独秀夸大资产阶级力量,主张服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有些不同,但“在实际策略上是同样错误,因为无产阶级既然是天然领导者,也一样不必去争革命领导权。”彭述之“估量无产阶级力量非常大,而资产阶级力量几乎等于零,这样同样不会去争夺领导权,不去准备争夺领导权。”[29]周恩来也指出:四大会上,“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30]

  第二,由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不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四大虽然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对如何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中的种种复杂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回答,没有可行的政策和策略加以保证,更没有认识到掌握革命领导权,不仅要掌握工农运动,而且还要掌握政权和武装力量。所以,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第三,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四大对于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提出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以上表明,由于党尚处在党的幼年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认识还有待于通过实践进一步深入探讨和不断总结经验,使党才能变得更加正确、强大与成熟。

  (原国防大学教授)

  [1]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2]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64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274页。

  [4]《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伯简给东方大学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24页。

  [5]《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17页。

  [6]《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73页。

  [7]《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8]《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9]《我们的力量》,《邓中夏文集》,第101页。

  [10]《中国工人》第1期,1924年10月。

  [11]《向导》第94期,1924年12月10日。

  [12]《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5页。

  [14]《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1页。

  [15]《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92-293、297页。

  [16]《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33页。

  [17]《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6页。

  [18]《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21页。

  [19]《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96页。

  [20]《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08页。

  [21]《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84页。

  [22]《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09页。

  [23]《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09页。

  [24]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64页。

  [25]《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20页。

  [26]《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84页。

  [27]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64页。

  [28]《中局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20页。

  [29]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24-225页。

  [30]《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