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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为党在五卅运动中的妇女工作奠定基础
  关于妇女解放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把它作为重要的历史责任,并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妇女工作的奋斗目标。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目前为妇女奋斗的是,帮助妇女们获得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以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1]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对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要求“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同时,“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2]。这就为动员和组织全国各阶层妇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为恢复和发展妇女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党根据一年来的妇女工作,又适时的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运动的原则和政策,为此后党在五卅运动中的妇女工作奠定了基础。

  一、中共四大制定党开展妇女运动的原则和政策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大会总结了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如何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仍是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大会制定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依靠力量和工作方法。

  第一,确定党领导妇女运动的原则。《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继续着党的二大、三大提出的关于妇女彻底解放的理论,即“私有制度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同时劳动解放运动正是向废除私有制度方面前进,故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联。”在这种思想理论指导下,党确定指导妇女运动的原则是:“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3]这一原则的提出,明确了工农妇女是妇女运动中党依靠的主要力量,充分体现出党的工农联盟思想,突出了党的阶级属性。

  第二,确定在党内成立妇女工作机构,以专门指导妇女运动。大会决定“本

  党以后应注意妇女运动并在本党各级委员会下设立妇女部,以专责成。”[4]《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此提出具体要求,即“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其无女党员的地方亦应组织妇女部,党的妇女运动才有专门负责的机关,才能一日一日地力图发展。”同时,根据妇女工作的特点,《议决案》提出:“各地党部应注意介绍女党员,……女党员担任妇女运动确有许多便利。从经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从着手。”再有“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妇女党员关于妇女运动之理论方面的指导和训练。”[5]

  第三,确定对一般妇女运动的策略。《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比较详细地

  分析了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妇女运动状况,提出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对于贵族妇女运动,“我们对她们一方应指正其错误,一方应予以解放的同情和赞助”。对于基督教妇女运动,“我们应为促醒其觉悟计,予以严重而又诚恳的批评”。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特别是女学生,已渐渐有倾向革命之可能。我们妇女同志除努力参加外,更应切实指导这种工作使之日趋于革命化。”对于劳动妇女运动,“我们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我们的责任是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6]

  第四,提出党开展妇女运动的方法。《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在中

  国现在的政治状况下,共产党的妇女部“只能秘密存在”。因此,党开展妇女运动,一是“凡国民党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地方,本党须设法使女党员在该党妇女部中工作,以便施展本党妇女运动的计划。由本党党员主持之国民党党部,其妇女部更应受本党指挥。”再有,注意“吸收妇女中进步分子组织无党的妇女团体”。二是要“特别注意女工运动,深入女工群众之中”。“凡本党开始农民运动之地方,即宜注意做农村妇女运动的准备工夫”。三是加强对妇女的宣传工作。大会决定筹办一妇女定期刊物,“此刊物内容应注重妇女问题多方面的描写和批评,切忌偏枯。”同时要求“在本党各种机关报上亦应为妇女运动作宣传文字和理论解释。在各种妇女群众集会中,应注重口头宣传的广大作用。”[7]

  中共四大加强了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突出了工农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作用,为党在五卅运动中领导广大妇女坚持反帝斗争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

  二、中共四大后党为掀起妇女运动新高潮积极作准备

  中共四大后,党的各级组织积极贯彻大会精神,从各方面开展工作,指导广大妇女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为掀起妇女运动新高潮作出努力。

  第一,党领导下的共青团和工会组织积极贯彻中共四大关于妇女工作指示,并在各自召开的大会中作出相应决定。1925年1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上海等处的女工,多数是青年,在一般的妇女运动中,青年女工应占最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C??Y?以后对于青年妇女运动及吸收女团员,应特别注意。C??Y?在做青年妇女运动时,应与C?P?妇女部协同进行。”[8]5月,由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会联合发起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提出女工童工的生活改善问题。大会决定“工厂的监督员,必须参加工人的代表,又保护童工女工的利益,亦必须有童工和女工的代表参加”。[9]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和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联系青年群众和工人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妇女中,女青年、女学生和女工占有很大比例,共青团和工会组织在带领她们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加强妇女组织建设,成立专门领导妇女工作的组织机构及妇女团体。据相关资料记载,中共四大后到五卅运动结束,中共中央及各地党组织设立的妇女组织机构有:1925年5月,中共中央局进行调整,增选向警予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同时设立中共中央妇女部,向警予任主任。同年3月,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成立,邓颖超任部长。同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缪伯英任主任。8月,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陈比难任书记。同月,蔡畅到达广州,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这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的妇女团体组织有:1925年4月,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共产党员刘清扬为大会主席,并当选为总务委员之一。同月,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保定分会成立,共产党员李沛泽为负责人。5月,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成立,共产党员夏松云任主任。6月,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共产党员杨之华任主任。同月,共产党员邓颖超发起成立天津各界妇女联合会。8月,湖北省妇女协会成立,共产党员秦怡君为负责人。在省、市党的妇女组织机构及妇女团体组织下,一些县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组织。妇女团体中的成员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妇女。

  党的妇女部或妇女运动委员会及妇女团体组织的成立,对贯彻党的妇女运动方针和政策,指导妇女运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中,这些组织在发动各界妇女反对帝国主义,参加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支援“三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加强党关于妇女运动方针和政策的宣传。中共四大后,共产党人积极撰写文章,进行妇女思想解放、启蒙妇女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共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1925年2月21日,王一知在《中国青年》第3集第67期发表《妇女解放与劳工解放》一文,宣传妇女解放与全民族解放的关系。她说:“女子要求彻底的解放,只有协同劳动者共同推翻现在的经济组织,以创造平等自由的社会。这平等自由的社会,也只有劳动者得了解放之后,才有创造的可能。被压迫的女同胞呵!快快和与我们一样受压迫的穷苦劳工们联合起来,以求根本的解决!”[10] 4月13日,向警予在《妇女周报》第81号发表《妇女运动的基础》和《一个待解决的问题》的文章。她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说明在妇女运动中工农妇女是党依靠的骨干力量。她指出:“妇女中生活最痛苦的,只有下层妇女——工厂的女工;同时,也只有工厂女工的解放要求最为迫切。”因为“伊们的经济地位使伊们不得不勇于作战,勇于反抗,伊们天然成为妇女解放的前卫”。“所以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11]对于其他阶级的妇女组织,向警予也加紧向他们宣传。5月1日,她以女界一分子参加中国妇女协会成立大会,该会中重要领袖皆系贵族妇女。向警予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她希望中国妇女协会“不要以为有了几个‘名闺才媛’便算满足,而要注意群众,时时为群众利益奋斗。并要热切帮助最多数、最下层、最痛苦的工农妇女大群众。”并指出:“中国妇女运动的大半已经包含在民族的自由平等运动之中了。因此我极热切希望诸先生协同全国被压迫同胞参加民族运动,以求中国民族自由平等,求中国妇女全体的自由和平等。”[12]这些文章,只是众多共产党人发表的文章中的几篇,它表达了党对广大劳动妇女的希望,引导她们反帝反封建,起来为妇女解放,为民族解放而战。

  再有,就当时中国社会的妇女状况,恽代英号召真正觉悟的妇女起来做妇女们的思想工作。他撰文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只有新式产业下的无产阶级有领导他的力量;然而在纱厂、丝厂、烟草厂等处,他们厂中以女工人数占多数,这些女工每每是已觉悟而又无法接近宣传的。”其原因是觉悟的男子“困于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女界限,不能去接近宣传他们”。为此,恽代英提出:“我们惟一的希望,便是要有些真能为求自己解放而献身为社会的妇女,来担负这一种工作,我们希望他们为女学生谋一种团结组织,引导女学生参加民族运动;特别是希望他们为女工办平民学校,使女工认清他们经济上与资本家的冲突,使他们知道女工与男工是同一阶级的战斗伴侣。这是只有真正觉悟的妇女才能做的工作”。[13]可见加强对广大妇女进行宣传、教育是党开展妇女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

  还有,创办妇女刊物。各个妇女团体组织成立后,积极创办妇女刊物。湖北妇女解放协会机关刊物《湖北妇女》,具体工作由共产党员吴德峰负责。该刊以宣传、动员、组织广大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反封建宗法制度的斗争为主要内容。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机关刊物《光明》,由共产党员邓颖超、蔡畅、夏松云、冯明光等为出版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员王一知为主编。主要内容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反映女工的生活和斗争,以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和妇女的新生活等。先后发表王一知《劳动妇女运动之重要》、夏松云《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邓颖超《反基督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及学校》、蔡畅《苏俄之妇女与儿童》等文章。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机关刊物《中国妇女》,由中共中央妇女部负责人杨之华及共产党员贺敬挥等为编辑委员,共产党员沈雁冰、陈望道等担任顾问。该刊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使“大多数的妇女们根本觉悟起来,根本了解我们妇女所以成为奴隶的原因,和怎样脱离这奴隶地位的方法”。[14]这些刊物为宣传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对反帝反封建的认识,发挥了极大作用。

  第四,在五卅运动前夕,党已将一大批共产党员派到纱厂、烟厂等女工多的工厂,做女工思想工作,指导女工参加斗争。据与杨之华一起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同学陈企荫回忆:“一九二四年冬天,杨之华经常穿着女工的衣服和布鞋,深入到女工多的工厂中去。她几乎走遍了杨树浦的老怡和纱厂、东方纱厂、大康纱厂和班达蛋厂,引翔港的公大、同兴、厚生纱厂,浦东的日华纱厂、英美烟厂,虹镇的协成丝厂等等。她和工人们谈心,关心她们的疾苦,动员她们学文化,和广大女工姐妹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15]1925年2月9日至12日,上海小沙渡日商内外棉11个纱厂的2万余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殴打工人和无理开除工人等,举行同盟罢工。随后又有日华、丰田、同兴、裕丰等纱厂工人加入罢工。此次“参加罢工者,在四万人以上”。[16]工人大罢工开始后,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决定“组织专门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指定李立三同志和邓中夏同志负总责”,并命令上海的100余名党员全体动员,“领导这样一个规模伟大的罢工”。[17]共产党员们深入工厂,帮助建立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加入工会。在斗争中,工人们“相信团结的重要了,相信工会了,于是加入工会的大大地增加了,数日之内,小沙渡由千人增加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各工会也产生了工会小组的组织”。[18]罢工中,充分发挥女工的作用。华纱厂工会成立时,有女工代表约10人参加推举总代表的会议[19]。小沙渡滨北一带工人组成67个工人纠察队,其中有女工纠察队14团,负责维持罢工区秩序、传递消息。[20]这次“纱厂工人因第一次罢工,劳动条件并为得到圆满的改善,所以更是继续不断的奋斗。到五月十五日,日本纱厂打死顾正红事件的发生,就成了‘五卅’运动的导火线。”[21]

  第五,继续推进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中共四大对1924年年底以来的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给予很高评价,指出:“在最近一月,本党利用国民会议运动的机会发起组织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各地颇生影响,行动进步的智识界妇女和女工群众都已集中到这种组织之下。我们应勿失时机地利用现在已成立的和应向各地推广的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以进行妇女的独立组织并图达到全国的妇女组织之目的。”[22]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对国民会议运动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许多共产党员参与其中,并起着领导作用。1925年3月,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主持下召开,邓颖超、刘清扬、曾醒等妇女代表参加了会议,邓颖超等当选为妇女问题小组成员。大会报告将妇女问题作一专项列入,并进行讨论。这次会议直接推动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的深入发展。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作用,正如向警予所预言,“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的历史之序幕”。[23]共产党人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积累了开展妇女运动的经验。

  在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的大力宣传,以及深入工厂做女工的思想工作,发挥她们在斗争中的积极作用等,为日后五卅运动中党发动妇女参加反帝斗争打下良好基础。

  三、党在五卅运动中的妇女工作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五卅惨案发生的当日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同时决定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同日,上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在“三罢”斗争中,党的各级组织和妇女组织机构及党领导下的共青团、工会及妇女团体组织等,深入到广大妇女群众中,带领她们参加斗争。

  一是发动女工参加罢工斗争。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方,而纺织厂、香烟厂等类产业中的工人主要是女工和童工。因此,发动女工参加罢工斗争,是党领导五卅运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据陈企荫回忆:“在五卅运动这段时期中,杨之华始终以高度的革命热诚站在斗争的前列。她终日忙个不停,常常从早晨五、六点钟起一直忙到深夜九、十点钟。”一次各单位在上海总工会汇报参加“五卅”反帝大游行人数时,杨之华说:“纱厂的人数已经超过估计数字”,“可见当时她在纱厂工人中的组织工作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24]杨之华到浦东后,即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坚持斗争。据英美烟厂女工赵金英、赵银英两姐妹回忆:杨之华“一到浦东,就成天和我们女工在一起,问长问短,十分关心我们在厂里和家里的情况,鼓励我们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封建势力的斗争,要我们和男工一起坚持罢工,积极参加工会活动。”[25]经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工会、妇女团体组织等的努力,五卅运动中上海参加“罢工工人二十余万人,而女工有十余万,实占罢工工人大多数”[26],从而带动起全国妇女运动的新高潮。

  二是带领学生广泛宣传,动员商人罢市。192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妇女部主任向警予在学生中发表演讲。她说:“昨天发生的惨案,你们都清楚,我们必须狠狠打击帝国主义,不许他们屠杀欺凌中国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对帝国主义有一定威胁,但还不够!我们要立刻出发去做租界内商界的宣传,号召他们罢市!”[27]演讲后,她向学生们分发宣传大纲,带领学生们到南京路上向群众宣传,说服商人罢市。当时的《新闻报》记载,“女界有向警予等分头演讲,向将传单贴诸于玻璃窗上。”[28]接着,向警予号召大家立刻到总商会请愿。当日下午,总商会正在召集各团体开联席会议。向警予、沈泽民、郭尘侠等被推选为代表,向总商会要求赞助罢市。[29]经过一番斗争,终于迫使总商会同意罢市并决定当日下命令,第二天全市商界便开始了总罢市。

  三是发动女工、女学生等开展演讲、募捐、游行等宣传活动,支援罢工斗争。1925年6月初,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后,立即决定组织本会会员“均须分赴华界散发传单及演讲,劝告各界坚持到底,一致力争。”[30]6月13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募捐主任刘寄应、赵于秀带领数人到“大世界”向游人劝募。共募得百元,翌日送交总工会。[31]上海宏伟女校、上海民国女子工艺学校、上海女子文学专门学校、民生女子学校、上海启明女校等学生纷纷罢课,参加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6月7日,上海女子文专募得大洋81元,小洋156角;6月9日,上海爱国女校募得大洋140余元,小洋220余角,铜元数百枚。[32]学生们将募得的款项通过学生联合会或派代表送给罢工工人。女学生们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杨之华撰文指出:“当南京路开枪后的第二三两日,不但看见男学生的勇敢,同时看到从来在学校里‘安心念书’的女学生,也在马路上手舞脚跳的高声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在此次运动中,确实看见上海妇女运动随着民族运动的高潮而生长起来。”[33]这期间,国民党妇女领袖在发动妇女参加斗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各地女界为声援上海的反帝斗争浪潮,纷纷发表文电,组织示威游行及开展募捐活动。1925年6月5日,天津直隶第一女师、南开女中等校的学生600多人参加游行,推举邓颖超等7人为请愿代表,到省公署请愿。[34]北京务本女子大学、杭州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北京女师大附中学生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纷纷发表宣言或通电,抗议五卅惨案暴行。五卅运动中,“参加各地政治示威的劳动妇女,全国不下二百万人。而组织在全国工会及农民协会[的]妇女至少也五十万人了。”[35]

  五卅运动使中国妇女运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92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主任的杨之华,对五卅运动中的劳动妇女给予很高的评价。她说:中国的妇女运动,“只有到了五卅运动,妇女解放的运动才得了现实的、有战斗力的先锋——中国的女工”,“五卅运动,是发现了妇女运动的生力军——劳动妇女”。[36]

  总之,从中共四大到五卅运动,在国共合作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妇女组织机构、广大共产党员,以及党领导下的各群众团体等,以各种方式将党的指示贯彻到广大妇女群众中,成功地发动了女工、女学生等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后来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处长、研究员)

  [1]《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2]《妇女运动决议案》(1923年6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66-267页。

  [3]《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0页。

  [4]《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192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08页。

  [5]《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1页。

  [6]《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1、250页。

  [7]《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1-253页。

  [8]《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1925年1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1957年版,第49-50页。

  [9]《经济斗争的决议案》(1925年5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57页。

  [10]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9页。

  [11]向警予:《妇女运动的基础》,《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221页。

  [12]向警予:《在‘中国妇女协会’成立会上的演说》,《向警予文集》,第236、237页。

  [13]恽代英:《妇女运动》(1925年3月7日),《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3页。

  [14]《〈中国妇女〉发刊词》(1925年12月30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72页。

  [15]陈企荫:《五卅前后的杨之华同志》,马纯古等著《回忆杨之华》,安徽人民出版时1983年版,第27页。

  [16]李立三:《中国工会运动的历史及其发展》(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7]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7页。

  [18]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文集》,第542页。

  [19]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20]《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21-322页。

  [21]李立三:《中国工会运动的历史及其发展》(1927年6月),《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第21页。

  [22]《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52页。

  [23]《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地位》(1925年1月11日),《向警予文集》,第208页。

  [24]陈企荫:《五卅前后的杨之华同志》,马纯古等著《回忆杨之华》,第27、29页。

  [25]中共上海卷烟一厂委员会宣传部编《战斗的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页。

  [26]王一知:《劳动妇女运动之重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8页。

  [27]谭乐华:《“五卅”运动中的向大姐》,《向警予:传记?纪念与回忆?论述?资料》,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28页。

  [28]《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36页。

  [29]沈雁冰:《暴风雨——五月三十一日》,《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47页。

  [30]《宣传募捐支持反帝斗争》(1925年6月7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349页。

  [31]《热烈宣传》(1925年6月13日、14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351页。

  [32]《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354、355页。

  [33]杨之华:《上海妇女运动》(1925年11月13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312页。

  [34]《男女学生游行示威赴省公署请愿》,《大公报》1925年6月6日。

  [35]杨之华:《三八与中国妇女》(1926年3月),《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577页。

  [36]杨之华:《三八与中国妇女》(1926年3月),《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577页。